60年前首登珠峰,他是唯一在世亲历者

滇上人间,一个没时间后悔的地方

60年前的今天,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成功从北坡首登珠峰。本刊近日采访了如今三人中唯一在世的贡布,请他回忆了那些海拔8500米以上的记忆,以及登顶对他们一生的改变。

记者|张星云

8500米以上的记忆

我是在成都见到的贡布,作为1960年首登珠峰唯一的在世亲历者,如今87岁的他回忆起60年前在那短短几天中发生的事情,细节依然清晰。

问题是从海拔7450米的“大风口”开始出现的。
那是4月29日第三次高山行军,40人的队伍前进到著名的“大风口”时果然遇到强风,气温降到了零下37摄氏度,队伍瞬间停滞了。谁也顾不了谁。队员只能自己原地挖雪洞避风,不到两个小时,相继出现冻伤情况。贡布和队友拉巴才仁找到一个冰裂缝躲了进去,一直等到第三天,风才停。
1960年,中国登山队离开“大本营”驻地,向珠穆朗玛峰挺进。(新华社供图)

风停后,人们发现队伍早已被吹散了,于是队长史占春表示大家各自前进,不再结组。又经过三天的攀登,最终到达海拔8500米东北山脊顶部的只有史占春、王凤桐、拉巴才仁、石竞、贡布5个人,此时已是5月3日下午5点,贡布负责在此搭起一个帐篷,照顾疲劳过度的拉巴才仁和石竞,而史占春和王凤桐决定继续向上攀登最难的“第二台阶”。
两人花了4个小时,于“第二台阶”悬崖下方止步,在一堆积雪处挖了一个不太深的雪洞,未用氧气地度过了寒冷一夜。
第二天等他们钻出雪洞时,发现昨晚其实已经攀到距离“第二台阶”顶部仅差4米的地方,珠峰尖锥形的顶峰就在眼前,由此翻上“第二台阶”就是登顶路线。
贡布记得,他们两人第二天回到8500营地时,史占春嘴是黑色的,王凤桐鼻子也已经黑了,冻伤明显。史占春让石竞和王凤桐下山,准备让贡布和拉巴才仁和他一起继续攻顶。三人在帐篷里翻出身上最后一点炒面,却发现火柴怎么都点不着了,看着太阳一点点下山,史占春最终决定放弃攻顶,三人一起下撤。
这次在“大风口”冻伤的队员几乎占了主力队员加运输队员的一半,达到海拔7100至8000米的70名队员里,冻伤者34名。史占春、王凤桐、陈荣昌、拉巴才仁等主力队员都因冻伤不能继续攀登了,从大本营撤到日喀则接受治疗。贡布在下撤途中扭伤了脚,也被副队长许竞要求回日喀则休养。
回日喀则就意味着无缘本次攀登行动了,贡布不愿意,许竞让他去征求队医的意见。于是贡布找到了当时在大本营的队医翁庆章。“他说我身体情况不错,并且有达到8500米的经验,一旦自己不行时,不要麻烦队里,自己下来就行了。我一辈子都感谢翁庆章的这句话,要是没有他,我就不可能登顶。”
队伍重新调整过后,第四次高山行军开始了。5月23日下午,许竞带着突击队员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先到达了8500营地,傍晚屈银华带着8名运输队员也到了。此时8500营地既没有那么多帐篷也没有那么多氧气瓶,于是许竞让除屈银华之外的其他运输队员返回8100营地。
第二天,5月24日,整整一天的进度在不断延后。早晨4名突击队员依次出发,许竞走出30米便因疲劳倒下了,于是又临时让帐篷里的屈银华补入突击小组。在高海拔换装备极慢,耽误了不少时间。
中午12点,担任突击队长的王富洲带领刘连满、贡布、屈银华到达“第二台阶”底部。“第二台阶”总高20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下部虽然陡,但还可以找到攀附点,两小时后,他们抵达“第二台阶”上部一道4米多高岩壁下,这里就是史占春、王凤桐上次过夜的地方。“二战”前英国人8次尝试从北坡登顶珠峰都未成功,其中4次都是在这里止步而宣告失败。
顶峰

此时,4名队员站在4米多高的岩壁下,表面没有支撑点,刘连满用双手扒住岩壁攀登,四次摔落,贡布和屈银华也两次尝试失败。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搭人梯的方式,让队友踩着他的肩膀上去,屈银华将带着钉子的登山靴脱去,又脱去容易造成滑倒的鸭绒袜子,最终穿着一双薄毛袜登上了“第二台阶”,这后来让他两足的脚趾全部冻伤坏死。

4米的绝壁,4个人用了3个小时才爬上去。此时已经是下午了,一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原反应也越来越严重,他一连摔了好几次,在海拔8700米处没再爬起来,王富洲把他安置在一个避风的岩石凹槽中休息。入夜,剩下的3个人开会讨论,虽然天色将晚,但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次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和所剩氧气量也不容许再拖长时间了,并且全组都没有携带扎营设备,因此必须抓紧时间攻顶。
贡布在最后一段路程里负责带路。海拔8750米的时候,太阳的余晖全部消失,他们只能摸黑前进,8800米的时候,所带的氧气基本全用完了。
在极度劳累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们先攀上一个岩石堆,贡布上去以后以为到了,等王富洲、屈银华上去后,才看见附近还有一个高峰。顶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他们爬完最后一段路,发现前面就是悬崖,已经没有路了。
5月25日4点20分,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此时贡布坐在我对面,用水果刀将手中的苹果削成三瓣,告诉我他上去后看到的珠峰山顶有着这样三块区域。“西北的平台最高,南面可以看到山下的乱石,西面没有下山的路,北面雪很深。我记得一到顶峰,就听见屈银华在哭,此时他的脚和手已经严重冻伤了。”
按照既定程序,贡布从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主席半身塑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登顶纪念词折好,贡布用国旗包裹起来,打算留在顶峰。不过顶峰上都是雪,他想找到一处有岩石的平台放置国旗。最终他在顶峰西北角下方找到一处碎石堆,他用碎石压住国旗和主席像,又带了9块顶峰碎石下山。
中国登山队在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第一批队员在1960年6月7日凯旋回到拉萨,受到拉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新华社供图)
3人在顶峰停留了15分钟,将训练中的既定程序全部做完,就下山了,在8700米处接上休息的刘连满后,4人分批顺利回到大本营,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国家任务。
也许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都没有珠峰攀登者最后一天所受的痛苦多。
我所见到的贡布,为国登顶60年后,在珠峰上忍受刺骨寒风的勇气,碰触悬崖边缘的神经,饱受高原反应侵袭的意志,早已在他身上化作平静。
两年准备

为什么年轻的中国登山队成立才两年,1960年首登珠峰就能一下成功登顶?这其实要从1957年说起。

实际上当年是苏联登山界首先提出要组成中苏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并先后上书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以此项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体委考虑到中国登山运动开展才两年,仅登过两座7000米以上山峰,只有几十名运动员,决定婉言谢绝。不过最终周恩来和邓小平决定接受苏联方面的倡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正式开始,随后国家体委登山处成立,第二年中国登山协会成立。
两国为攀登计划专门组建并培训登山队,1958年在北京香山举办中国登山营第一期训练班,包括科学工作者、大学生、部队官兵、厂矿职工等90人。随后他们又赴苏联集训数周,在苏联登山队教练的指导下攀登苏联第二高峰列宁峰。
按照当时中苏的商定,攀登珠峰将用三年时间完成:1958年侦查,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于是1958年10月,中苏双方组成侦查组一起前往珠峰地区考察、勘测。许竞任侦查组组长,刘连满、王富洲、石竞等人都参加了,苏联方面则是登山界元老别列斯基带队。不过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中苏登山队侦查组赴珠峰的考察工作并未对外公布,而是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进入西藏。

1958年9月,中国登山运动员应邀赴苏联联合攀登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其中姜英、袁扬、周玉英(从左至右)登达海拔6900米高度,开创了我国女子登山新纪录。(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当时的珠峰地区一无所有,攀登珠峰的国家计划,不仅使这里得以修建机场、买飞机、准备医疗通讯设施,更是在1959年初建成了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绒布寺全长381公里的公路,成为现在人们能轻松抵达珠峰大本营的根基。

有意思的是,当时中苏对登山的认知尚有巨大差距,中国登山队员们还不能理解,一名“二战”时大尉级的苏联军官,因为热爱登山,为了能到珠峰地区,宁愿当厨子也要混进苏联考察团。
贡布算是最晚一批加入登山队的队员。当时中苏联合考察团已经结束,他所在的西藏军区解放军部队一共有20多人被借调到了中国登山队。在拉萨,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等6名教练带他们训练,从攀冰技巧到绳索使用。不过集训很快中断了。

1958年5月,登山队队员刘连满给地质人员示范、讲解攀登雪山的有关技术问题。(新华社供图)

1959年3月,拉萨发生武装暴乱,中方登山队员前往新疆集训了一段时间。直到1959年10月,西藏局势稳定之后,中方邀请苏方于次年恢复登顶计划,但此时已经进入了历史上中苏交恶时期,苏联登山队以准备时间仓促为由退出了合作攀登计划。副总理贺龙试问了中国登山队的态度后,决定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独立攀登,于是才有了中国短短两年登顶的可能。
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信息长久以来归于沉寂,未对外公布。直到近几年,参加过那次联合侦查组的中国登山队第一批登山队员兼队医翁庆章,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写成《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查组考察珠峰始末纪实》,才算正式将这段历史公布。

1961年6月17日,中国登山队登顶新疆境内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图为队员在公格尔九别峰进行适应性训练。(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就在本次中国登山队准备为了纪念60周年再攀珠峰的时候,翁庆章于近日去世。1960年首登珠峰的鲜活记忆,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他们能登顶?

另一名亲历者王富洲去世于2015年。他的女儿王毅说,直到1974年,11岁的她才对父亲在1960年所做的事情有了些许概念。

中国登山处曾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撤销,到了1973年,为了准备1975年重登珠峰的计划,登山处得以恢复。当时除了在哈尔滨做电机厂消警科长的刘连满,在拉萨做西藏体委副主任的贡布以外,其他参与了1960年首登珠峰任务的中国登山队老队员们基本全都再度集结——张俊岩、陈荣昌、王振华、王凤桐、刘大义。在北京老山摩托车俱乐部训练基地,他们的任务是指导新队员训练,备战1975年。
也包括王富洲。他带着女儿王毅也住在训练基地,那时他是中国登山队党委书记,管着队里运动员加后勤保障人员200多人。他给大家开会,做思想工作,常常到深夜,王毅只能在回屋睡觉时看到他。1975年,王富洲在海拔7028米的珠峰北坳营地指挥,最终中国登山队9人登顶珠峰。
“那个时候人的意识和现在不一样,我这辈子从没有听他对我说过自己的事情。”
如今在北京的家中,年近六十的王毅向我回忆说,早年父亲登顶成功后去各地作演讲报告,把队友们的事迹说了一遍,唯独不说自己。而那段在老山训练基地的时光,老友们重聚,常常对年少的王毅讲起他们1960年的经历,这样她才对父亲模糊的过去逐渐有了轮廓。
后来这些人一直在一起。改革开放,各单位搞第三产业,国家体委创办了直属企业中国国际体育旅行社,请王富洲去做总经理,王富洲便把中国登山队的这些老教练们全都招到了旅行社,因为这里收入更高。怎奈旅行社在风光过后陨落,1992年,国家体委请王富洲回来担任登山协会主席,但没有让他带老教练们回来。这些老队员在退休后医药报销受到了影响。
王毅记得他们晚年都住在北京南三环附近,7、8年前还经常相约在天坛公园一起打牌。晚年王富洲的采访她都陪在身边,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早年为了登顶,下山后就因冻伤做了截肢手术,身体残了,你后悔吗?王富洲回答:不后悔,让我重来一遍我还会这样。
再后来,王富洲经历了一次脑梗,几年后失明,从此日常起居便离不开人了。在最后几年护理父亲的过程中,王毅发现,父亲即便行动困难,每次还会认真系裤带,两手配合一丝不苟地打好活扣。他的动作有时有意识,有时是下意识,看得出是长期训练养成的习惯,那些登山操作的标准化模式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本能。
在前往珠峰前,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的消防队员,屈银华是四川阿坝林场的伐木工人,贡布则是西藏军区的一名藏族解放军战士。而王富洲出生在一望无际的河南豫东平原,在通过大学生扶贫政策去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上大学前,连山都没有见过。
王富洲去世一年后,2016年,屈银华、刘连满、陈荣昌也相继去世了。“他们都是普通人,只不过被推出来了,成了登山英雄。”王毅觉得登顶是互为因果的,“登顶让他们完成了自我的精神升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又或者,在如此纯净的顶峰,只有毫无杂念的人,超越身体超越自我意识成为纯粹的人,才能最终完成史无前例的登顶。”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20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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