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边缘,那些结伴长大的“坏小孩”

十指纤纤擘荔枝,咬一汪甘甜醇香


青少年涉法涉罪,大多是以团伙形式完成的,这顺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近墨者黑”。也因此,朋辈影响是关注越轨少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长期关注这一群体的社工和心理咨询师都发现,如果放弃道德判断,对这些孩子来说,友谊的性质和内容并无不同,他们也只是结伴一起成长而已。

记者 | 王海燕


越轨少年的聚集

大多数孩子刚跟吴志娇接触时,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谨慎,抗拒,一言不发。实际上,就算他们说出同伴的情况,吴志娇也无计可施,她可找不到他们。吴志娇是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驻校社工,这里的孩子大多有过不良行为,乃至轻微违法犯罪。在全世界的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中,同伴都被视为与他们不良行为最强相关的因素之一。

《隐秘的角落》剧照

因此,了解孩子们的朋辈交往情况,这是吴志娇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是最难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契机,他们会主动在吴志娇面前展现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次,一名刚刚入学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李刚,主动问吴志娇:“××是在你们那儿参加活动吗,我能去吗?”他知道吴志娇所在的机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常年跟海淀区公检法系统合作,在为一些涉法涉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帮教服务,强制他们参加社工设计的集体活动。
李刚一问,吴志娇就明白了,那个孩子是李刚的老朋友,并且是他想要结识的人。吴志娇答应了他,在那之后一段时间,即使是周末的空闲时间,只要那个孩子在场,李刚总会如约而至,和大家一起爬山、清理城市垃圾、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吴志娇明白,是那个孩子,而不是社工或者活动本身吸引了李刚。他们会在活动结束后,一起离开,一起吃饭。
后来,花了一段时间,吴志娇才弄明白两人的关系。转到海淀寄读学校前,李刚上初三,脾气暴躁,经常跟人打架,也参与过打群架,在原来学校的所在年级,属于出名的刺儿头。虽然还在上学,但李刚跟父母关系不好,课余很少在家,那个孩子正是李刚在校外的朋友之一。他跟李刚年龄差不多,但早已辍学,在街头少年里,地位比李刚略高一筹,两人经常一起活动,但关系并不密切。
找到吴志娇时,李刚不久前才转学到海淀寄读学校。她猜,一是因为没有玩伴,二是想要向新的同学证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李刚才想要更多地跟那个孩子接触。从行为上来说,那个孩子的越轨程度比李刚更严重。根据一般的经验,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互相影响,双方变得更出格。

但她并没有阻止李刚,事实上,后来两人也的确没有产生更密切的关系。李刚在海淀寄读学校做了主持人和班干部,开始变得开朗活跃,繁忙起来。吴志娇接触到的这些孩子,伙伴关系都非常复杂,关系变化的理由也千奇百怪,有的是因为男友或女友,有的是一句话触怒了对方,有的仅仅是新鲜感。但她说,重要的是,要相信他们会自我权衡,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在松弛的状态下,这些孩子会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比如长期来看,社工事务所开展过一项名叫“城市历奇”的活动,其中一个活动内容是,社工们带着服务的孩子,到公共场合免费发放暖宝宝。为了鼓励孩子们,也为了拓展服务对象,社工经常会开放带朋友的名额。吴志娇记得,一名叫曾志鹏的孩子就带过很多同学过来。
曾志鹏是来京务工子女,在吴志娇的印象里,他前几次独自参加活动时,手里的暖宝宝总是送不出去,非常失落,第三次才全部送出,之后就开始申请带朋友前来。他带到活动中的第一个朋友,也是一名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在活动中,两个人一开始并没有显得特别亲密,相反,都是各玩各的手机,直到曾志鹏手里的暖宝宝都送完了,而朋友还一个没送出去的时候,他才上前去帮忙。

两个人说话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关系不好。吴志娇观察到,他们的默契度非常高,比如买水喝什么、吃什么,两人不用问就知道对方的喜好。有时,如果一个人不在,另一个人通常都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吴志娇意识到,对这两个家庭背景、爱好和成绩都相似的孩子来说,虽然在原来的环境中,他们都属于不被重视的平凡存在,但他们对于对方非常重要。他们看起来都高冷疏离,但吴志娇明显注意到,在有朋友的情况下,曾志鹏完成任务更加积极活跃,更想变得厉害一点儿。

在吴志娇看来,这种想要在同伴中间表现自己的愿望,其实跟普通学校里的孩子是一样的。她说,在海淀寄读学校,孩子们最关注的事物依次包括:穿着(主要是潮牌、球鞋),发型,公开活动中上台露面的机会。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攀比显得肤浅而虚荣,但吴志娇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主流教育系统挤压出来的孩子,主流人群在意的学习成绩,他们并不突出,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自己”。

进入青春期后(通常在初中或小学六年级),孩子对同伴的重视会渐渐超过对待父母师长

跟社工接触久了,曾志鹏还经常主动邀请吴志娇去观看自己打篮球,并帮忙录下一些帅气的视频,剪辑后发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在周末上传到社交网络了。事实上,除了原来学校的朋友,曾志鹏后来还带过海淀寄读学校的朋友一起参加活动。其中一个朋友也是因为喜欢打篮球,才和曾志鹏关系变得亲密的。那是一个更加孤僻的小伙子,刚开始加入活动时,吴志娇的一大乐趣就是,记录他一次说了几个字,因为他永远只用最简单的词语回答必要问题。但吴志娇当时并不太担心,因为一转眼,他跟曾志鹏又会热络地聊起来,这意味着,他只是性格有点慢热,并不是孤僻。
更让她欣喜的地方在于,曾志鹏其实和他的大多数同学不一样,进入海淀寄读学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户籍限制,难以升学,而非有什么出格行为,但这并不影响他依然能在这里交上朋友。实际上,他前后一共带过6个同学去参加社工们组织的活动,帮助吴志娇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


来自团伙的影响

但有同伴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团伙后,越轨少年们的确显示出更具破坏力的行为倾向。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从1990年开始研究青少年成长问题,他提醒我,在最容易成为不良行为起点的校园欺凌中,欺凌者往往都是有团伙的。他说,会产生攻击行为的孩子,实际上往往是弱者,自卑,缺乏安全感,需要通过攻击别人才能获得平衡。

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宗春山的解释是,欺凌者往往都受到过不良对待,比如来自家庭的冷漠,父母的暴力,同伴的欺凌,这类孩子的自我概念非常低,所以非常需要依附群体获得力量。而一旦从群体中获得支撑和壮胆,正处于青春期身体发育的孩子们,非常容易产生虚假的强大感,并萌生对弱者的攻击,因为弱者看起来已经成为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群。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宗春山以前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北京郊县某个上百人的黑社会组织里,听命于组织“大哥”,先后杀害了6个黑车司机,手段残忍,目的只是为了帮助组织抢到车辆倒卖。宗春山在实际接触后发现,那并不是一个天生冷血残酷的孩子,相反,杀害6个人以后,他已经高度恐惧,甚至不敢关灯睡觉,总觉得身边有鬼魂缠绕。在宗春山看来,这个孩子实际上只是一个被逼迫的弱小青少年,家庭管理失控,被学校放弃,以至于成为一个傀儡。

在宗春山看来,和这类依附于组织或团伙而做出越轨行为的青少年不同,更加值得警惕的,实际上是那种单独越轨的青少年。这个类型的孩子,一旦涉法涉罪,往往是因为反社会人格,非常危险。宗春山说:“在团伙里面,所有的成员实际都有一种盲动性,需要证明自己被团伙信任和接纳,所以他多少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内心脆弱,但一个独立的欺凌者、攻击者或犯罪者,内心往往是比较强大的,人格独立成熟,难以控制。”
但一个需要区别的概念是同伙和朋友。作为同伙,一个孩子往往是放弃判断的,自我边界模糊;而作为朋友,他会更多地展现出个性魅力,逐渐发展出完整的自我。
在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数个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都表明,普通朋友和最好的朋友,在触发青少年越轨行为上,影响力实际差不多,因为这类行为常常带有冲动性。如果有亲密朋友的高质量陪伴,一个孩子反而不太可能参与越轨行为,甚至,他们会因为担心受到负面评价隐瞒自己的行为。

这种区别让我想起,2019年听过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的一个讲座,有家长询问,自己的孩子性格内向,是否需要矫正。陈默反问,孩子有朋友吗?家长答,有一个。陈默随即说:“那就没事,只要有真正亲密的朋友,哪怕只有一个,也足以证明孩子只是性格内向,并非出现了成长困境。”

宗春山则把不良少年和班干部放在同一维度进行对比,“班干部只是学习好,但同样会结成团伙,攻击别人,只是方式更隐蔽而已”。和陈默的观点一致,宗春山同样认为,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完全没有朋友,往往意味着心理严重畸形,彻底封闭自己。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总是成群结队的越轨青少年,心理甚至更健康一些,也更容易矫正。
这一点吴志娇也同意,她以前在海淀寄读学校帮教过一个名叫王小刚的个案。和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不一样,王小刚从小就学习优异,也没有严重的不良行为。他进入海淀寄读学校,是因为从小学升入初中后,在顶尖私立学校的尖子班,成绩排名下降,冲动之下,他试图在考试中作弊提高成绩,却被抓住,遭到通报批评。
从那以后,因为感觉丢面子,王小刚拒绝上学,开始在家里黑白颠倒地玩游戏。他平时和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俩原本关系不错,但在王小刚辍学的那段时间,两人常常争吵,王小刚甚至因此砸掉了家里的门框、茶几。这样的对抗并没有将王小刚逼回学校,相反,他自愿转入海淀寄读学校,原因是他在游戏中碰到的一个网友告诉他,如果喜欢游戏,并且想要在未来从事相关工作,还是需要基本的学历证明。这个建议触动了他。
吴志娇后来了解到,王小刚喜欢玩的游戏里,队友大都是20岁至30岁的成年人,有正式工作,经济和个人能力水平不低。王小刚从小就聪慧成熟,很少把同龄人真正视为朋友。相反,在他看来,游戏中认识的网友是真正能顺畅沟通的人,他们既不逼他,也不评价他,只是跟他讨论事情的可操作性。
在宗春山看来,通过同伴获得支持、力量或指引,度过惊涛骇浪的青春期,是青春期孩子们发现自我、探索世界、验证判断的一部分,非常自然。
他说:“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经历过高危行为的诱惑,或者做过高危行为,吸烟、酗酒、吸毒、打架、偷东西、尝试性行为、破坏公物等等,只不过程度、性质不同罢了,或者异常幸运,还没被抓到就改邪归正回来了。”
宗春山援引了犯罪学家马文·尤金·沃尔夫冈(Marvin Eugene Wolfgang)的一个知名调查,来说明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微妙的危险性。在那项调查中,沃尔夫冈考察了美国9000多名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发现直到18岁,他们当中的1/3都在警察局有过作案记录,但其中6%的人犯下了累计52%的罪行数量。在更大的群体里,即使没有任何专门的干预措施,犯罪率从7岁到11岁会逐渐增加,从11岁到16岁则迅速增加,但到了17岁则有所下降,成年后大部分人终身不再犯罪。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在海淀区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他们告诉我,很多孩子会在十四五岁进入街头团伙,但在20岁左右,绝大部分成员都会淡出这些街头团体,开始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在意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关心自己能不能挣钱养家。他们会主动选择自己经过判断和尝试的成年生活。


成为他们的同伴


社工的观察让我想起曾在贵州一所工读学校认识的一名男孩吴兴。他是因为在广州街头与人打架斗殴,造成他人重伤,回到老家后被送入工读学校的。而吴兴流落到广州街头,则是因为父母将他寄养在亲戚家时,他感觉自己总是遭到白眼,于是选择独自流浪,靠在广州夜店里当托,利用未成年人身份替人暴力催债维持生计。

贵州一所专门学校内,有过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重新在这里形成社交关系

最严重的那一次打架倒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帮女友出头,女友当时还在读初中,长得漂亮,被社会青年纠缠调戏。他本来只是想警告对方一下,结果双方约的人太多了,人人带着武器,谈判时,大家都拉不下面子服软,只能当场打起来,酿成大祸,这成了吴兴后来最后悔的事。
但在流浪阶段,他最骄傲的事也是因为女友。他说当时女友跟他一起在外面玩,常常不回家,他就像父母一样管着她,不许她在外留宿,到处混,把她赶回家去,还用“我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所以不一样”来说服她。他知道这是歪理,但又自豪,“我就是这样厉害,方的也能说成圆的”。知道吴兴的话管用,女友的父母后来索性有事都找他,这让吴兴很欣慰。他甚至觉得,跟自己在一起后,女友变得孝顺多了,买东西时常带一份给父母。
像吴兴这样浑身矛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左右摇摆的孩子,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司法社工王徐晖见得很多,所以更加意识到,社工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毕竟服务结束,他们跟孩子们的强制关系就结束了。所以王徐晖更在意是否能和孩子们保持长久联系,能够时刻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比如结交了什么新朋友,在玩什么,在关注什么,“我们不可能仅仅从个人层面干预,最主要的还是想对他的社会交往起到影响”。
王徐晖说,他选择这一工作的初始动力,是因为他从小就想当警察,惩恶扬善。但在司法相关领域工作10年后,他发现自己放弃了是非黑白的绝对判断,“如果现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我也许会愿意试试小偷的角色,因为对他们感到好奇,想要了解他们”。
在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做青少年工作时,他开始更多地理解和尊重这群孩子。他说:“所有人都有选择和安排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一个孩子在越轨团体里感受到被接纳和尊重,所以甘愿冒风险也要如此选择,那是他的自由。我们能做的,是告诉他有何风险,并在他愿意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后,帮助他完成适应过程。”

而在海淀寄读学校,吴志娇有不同的感受。她观察到,来到这类专门学校的孩子,在曾经的生活圈子里,大多是不被认可的边缘人物,其中一些已经被老师和家长双双放弃。但在一个大家身份标签相似的新集体里,老师们对学业要求的程度降低以后,他们其实很愿意迎头重来,在新的环境里,建立新的竞争和互动关系,甚至表现得更加努力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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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普照》剧照

吴志娇记得,学校里有个男孩子,在一次元旦晚会中表演了架子鼓。结束之后,他时不时地跟同学确认:“你看我那天的表演了吗,是不是特别厉害?”这个孩子被送到海淀寄读学校前,也曾长时间辍学,刚入校时非常不自信。他在原来的学校曾经练习过架子鼓,但后来荒废了很长时间,直到那次晚会才重拾技艺,成为一个重获自信的新起点。
实际上,除了举办群体活动,吴志娇也会经常举办一些亲子活动。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吴志娇观察到,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关系,绝大多数都非常糟糕,在活动中的表现就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如果家长询问孩子,得到的回答都是简短的、很难有延展性的沟通。这意味着,和家长相处时,即使孩子们不是被刻意压制了,也是处于收缩的拧巴状态,能力和个性难以真正展示。与之相对,在同伴活动中,孩子们都非常活跃主动,点子频出,显得舒展而外向,也只有这种状态下,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改变行为,提升能力。

和成年人相比,在成长方面,同伴的作用甚至更加显性深刻。因此,即使对于普通学校的学生,陈默也鼓励孩子处在青春期阶段的家长和老师放手。她举了个例子,说自己曾经碰到过一个案例,女生宿舍三个人,其中一个女生总感受到来自两名室友的敌意,甚至因此产生恐惧,严重到出现病理性幻觉。她走在马路上总觉得背后有人,一直在讲自己的坏话。

《少年的你》剧照

陈默后来给这名女生的班主任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让他找到寝室里排挤室友的两名女生,不要批评她们,而是告诉她们,老师喜欢所有的学生,另外一个女生总是不惹人喜欢,是因为人际交往能力不高,常常拿捏不好说话的分寸。陈默让班主任向两名女生发出邀请,请她们帮助老师提高另外一个女生的交朋友能力。
在陈默看来,这种情况下给受伤害的女生换宿舍没有用,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家长的作用也不大,更不能插手帮忙,能做的只是安抚孩子,告知老师。
陈默说,她做了多年的班主任培训工作,总是反复强调,希望他们意识到,在中学阶段,作为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提高学习成绩,而是洞察班级里的隐形人际关系网络,班里的学生是什么个性,哪些人处在哪些团体,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互相之间有何明争暗斗,谁又是被排挤的边缘人。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进入青春期以后,包括学业、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在内的一切问题,都将从这个问题派生而来。
她建议班主任们,要经常在班会上讨论“友谊”这个话题,教育孩子们,学会如何与同伴相处,赢得友谊。陈默完全相信,只要家长和老师做好辅助性的工作,而孩子们又没有出现病理性问题,他们完全可以处理相互之间出现的一切问题。
在宗春山看来,现代教育理念中不断强调的家长要跟孩子处于平等地位,要去了解他们,接纳他们,本质上正是要求父母成为孩子的同伴。他说:“在孩子成长早期,家长的角色是养育者,而一旦孩子进入青春期,他们就更多的是陪伴者了。”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中国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很难同步成长,转变角色,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给予孩子吃喝、管制孩子,让他们听话的时候,自己才是有用的。一旦孩子表现出不需要养育者的态度,家长就变得手足无措,开始过度控制孩子,但越控制,就越引起反抗。因此,很多情况是,难以自我定位的家长最终将孩子推向了边缘。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1期,文中青少年均为化名)


作者档案

王海燕 

三联记者,比较喜欢采访,偶尔也喜欢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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