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咖啡馆,就喜欢这里的市井味道

哈代笔下的英国乡村罗曼史


来武汉寻找好的咖啡馆?很多人为我这趟行程打问号。来了之后问这里的咖啡师,武汉咖啡馆的特点,十有八九也挺干脆地给我俩字:“没有”。搞得我心里也直打鼓。不过,武汉有朱金贵坐镇,江湖人称“犀牛哥”。朱金贵在咖啡圈赫赫有名,继头两年连续拿下亚军之后,2018年,他终于成为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2020年,他仍在备赛。还有韩嘉睿,他曾连续三年拿到该比赛武汉赛区第一名,他开的1.Z Coffee一度是武汉最受欢迎的精品咖啡馆。

到武汉的头三天,我就去了这两位咖啡专业人士的咖啡馆。我心中当然有疑问,他们开的咖啡馆,给客人以专业的体验,也是业内人士和咖啡爱好者到武汉一定会特地打卡之处,似乎失之日常。倘若是到这座城市出差,想在酒店附近找一间像样的咖啡馆,带着电脑工作一会儿,武汉有咖啡值得称道的去处吗?要是希望更接地气一点儿,武汉有这样的咖啡馆吗?答案是:武汉是有惊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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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间好咖啡馆」

记者|驳静

摄影|蔡小川
市井

我们住在汉口江滩的乐福酒店,二三月份来武汉报道,就是它收留了我们,作为对咖啡有刚需的人,那时基本由挂耳咖啡拯救。其实这一带是武汉地价最高的地方之一,乐福酒店左右各有一家酒店,都是五星级,它们身后,就是汉口租界。5月份再来,我发现乐福旁边那条黎黄陂路上,竟有一整条街的咖啡馆。
说是咖啡馆,它们大都白天卖咖啡,晚上卖酒,老牌咖啡馆“魔界”除外。它在门上写得明白,只卖咖啡,不卖餐食,也没有酒。第一次到“魔界”,摄影师蔡小川突然问老板小李:“你们不是有三只猫,猫呢?”小李脸色一亮,问:“你怎么知道?”3月上旬,蔡小川有次路经这条空旷的步行街,透过玻璃窗,拍了几张“魔界”的猫——猫现在搬去郊区快活了,跟小李的爸爸老李住在一块儿,这家店就是十几年前老李开的。
魔界咖啡馆的老李(右)和小李

这天上午10点多,魔界咖啡馆的老板兼店员兼咖啡师小李来开门了,他来的时候,邻居们的店门口早都坐上客人了。开门第一单,就是三位大爷。大爷们要了一壶茶,店里唯一的非咖啡类饮品。茶上毕,仨老头儿过起了早。到了中午,仍不肯走,其中一位上隔壁街一趟,提溜回来中饭,“南京盐水鸭,换换口味”。
在咖啡馆堂而皇之地过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第二天再来,学会了,先跟小李这儿点一杯美式,再在“三镇民生甜食馆”下单一份煎包、一份豆皮。
小李也不以为忤。这在黎黄陂路上的咖啡馆里挺常见,小李说,疫情之前,这条街游人不少,不像现在,客人都是附近的居民。我面向街道而坐,喝着咖啡享受这宁静的上午,对面的西点铺子已经贴上“转让”牌子,经营者是一对姐妹,她们三四岁大的女儿正跟隔壁按摩推拿店里的猫咪玩耍;一对新人穿着礼服轻轻走过,每天都有两对以上的新人来这条街拍婚纱照,我后来去东湖磨山,也看到拍婚纱照的,这几乎给人一种错觉,武汉的年轻人正在抓紧时间争相结婚;有人挑着一担杏儿,从咖啡馆门前慢慢走过。
就这样连着去了四五天。第三天上午,我背着电脑,打算到“魔界”干点活儿。其实出门有点晚了,大爷戴着白色鸭舌帽,已经先看到我了,他咧开嘴笑,嘴角动了动,还未发话,我先不好意思了,“我来晚了”,我瞅一眼他们仨的桌上:“过完早了?”“过完早了。”
黎黄陂路的咖啡馆常有附近的大爷来过早

第四天,我不想让大爷看轻,特地早早出了门,哪知扑了个空。“魔界”门口空无一桌,阳伞收束在一起,门关着,连窗帘都紧闭,一副还未开张的样子。我趴到门上,想看个究竟,门突然一把拉开,小李神色有点踌躇,说:“我在躲那几个大爷。”就是那仨老头儿。他们的确是点一壶绿茶,来得早,走得晚,“都是在这附近事业单位挂靠的,一壶茶坐一天”,办公室里是有这样的人的,只不过他们把消遣时间的场所改到了咖啡馆。我心想,小李做生意,还是手生。于是,我们坐到了紧挨着“魔界”的Passing By。
Passing By也是老店了,开了有近10年,老板向斌杰是“80后”,曾在“杭州绿城”踢球。二十出头,突然得知因为受伤而无法继续运动生涯,猛然跌落到不知所措的境地,他在家打了几个月游戏,又跑去“北漂”,还真住过地下室,与球员生活一对比,那种失落感更强了。有一回朋友约他在望京的“雕刻时光”见面,一进去就被那里的某种人文气氛吸引,心里有某种东西被点亮了。后来他在雕刻时光打工学习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就想自己干,试图复制那种感觉,后来当然知道自己完全是做梦”。在外地又碰了几次壁,向斌杰回到武汉,终于开起了这家咖啡馆,那时候,隔壁老李已经把“魔界”开了好几年。
Passing By 咖啡馆门口
头4年,Passing By的日子都过得不怎么样,向斌杰就一直住在店里,一直住到生意有起色。现在,Passing By是黎黄陂路这十几家咖啡馆/酒馆里面最大的一家,有整整三层,坐满能有100人。这9年里,向斌杰做过一次重大转折,花30万元将店里的咖啡设备置换一新,还请朱金贵推荐一位专业咖啡师坐镇,在店里调教一年多。

朱金贵和他的团队

我跟向斌杰聊了大约半小时,只见之前吃盐水鸭的大爷行色匆匆而来,显然是冲着“魔界”而去,我感到好笑,“小李这下逃不掉了”。果然,大爷见门开着,大跨步而入,我也赶紧跟了过去——想看看热闹。小李脸色挺不自在的,但还是告诉大爷,要是待到下午,得重新消费。大爷欣然同意。小李这才将桌椅摆到门口,这一天,总算开张了。
黎黄陂路总共才600米,被洞庭街劈成两半,咖啡馆们就在这后半段上。两边都是老房子,大都有4层,层高都有2米多,以至于大部分一层都做出一个隔间,而不叫人感到压抑。三四层多有住家,一出太阳,“魔界”与Passing By中间的那个楼梯里,会冒出来一位老太太,慢腾腾地把床单支到高处,挂上,极有经验,垂下的高度恰好不会影响底下路人行走,这排房子全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单薄扁平,走进去大有天地。
租界

像Passing By这样白天卖咖啡、晚上卖酒的咖啡馆,洞庭街上也有一家,叫“haha!”,它所在的建筑原来是俄国巡捕房。洞庭街全长近4公里,贯穿原英、俄、法三国租界,最早在汉口设立租界的是英国,之后才有法、德、俄、日等国,它们大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交还主权,民国政府在1946年元旦将这些街道全部改名,大体就是今天的形态。站在“haha!”对面看掩映在法国梧桐里的建筑,会误以为自己在上海,但坐在“haha!”门口,看到的对面却是破旧武汉,老板阿腾说:“你说有意思吧,一条街的两面,却是两个世界。”
“haha!”的阿腾是挺酷的一个年轻人

没在白天见过阿腾。他是“90后”,总穿一身黑,喜欢李志,又坚信应当保持理智。他说,疫情期间,他跟许多朋友一样,一直挺愤怒,“甚至后悔给店起名叫‘haha!’,身处疫情中心,没人能笑得出来”,阿腾当初给店起这么个名儿,只是想嘲讽现在的社交语境,成天无意义地“哈哈”。这是我们这趟遇到的最有态度的咖啡馆,但有意思的是,总是到了夜里,才会想起来,不如去“haha!”喝一杯。白天,当我匆匆赶去“魔界”,总会路过它,也总能看到有人坐在门口喝咖啡,我却没办法说服自己坐下来。白天和晚上的“haha!”,也是两个世界。
上午时分,毕竟还是黎黄陂路的市井味更吸引我。这条街原也属于俄租界。与黎黄陂路垂直的还有条短街,名珞珈山街,串联起兰陵路,好多家餐馆在这里。“山城食事”是家川菜馆,有两道挺特别的菜,鱼香肉丝和小米土豆丝,我吃着不错。老板老叶说,那几家咖啡馆的人都喜欢上他这儿吃。他自己到了下午,午餐时段结束,就跑到Passing By来了,点一个手冲咖啡,装在玻璃瓶里,配玻璃杯,自斟自饮。
山城食事的老板老叶虽然“只会弹琴不会做饭”,但这里的厨师不错。
老叶这几天常跟涂沛与小爱混在一块儿。小爱主业是搞直播,通常睡到中午才会起床,坐在街边对镜化妆,整个人有些心不在焉,头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喝酒唱歌,第二天她就认不出我来了。老叶长得很清秀,皮肤很白,打着耳洞,有条“花臂”。他喝咖啡的口味,受涂沛影响。涂沛前几年也在搞咖啡馆,跟朋友合伙,开了几家分店,店后来黄了,但对咖啡的品味保留下来。他仿佛在跟小爱谈恋爱。他们仨,是混在汉口租界的年轻人,他们喜欢跑到咖啡馆里,窝进舒服的沙发里,消遣半个下午,不过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这儿的咖啡馆,却答不上来。这个问题,一直生活在这一带的三位大爷,同样说不上来。倒是有个法国人,很明白自己为何在这里落脚。
法国人中文名叫福福,还用这名字命名了咖啡馆,从黎黄陂路一拐上珞珈山路就能看到。福福来武汉10年了,最早是被一家法国企业派来武汉分公司,在很高的写字楼办公,出入都有助理,离着真正的江城生活很远。近几年换了种生活方式,离开高楼,紧贴地面,一头扎进租界——武汉可不是上海,所谓的租界里可没什么外国人扎堆的现象。在珞珈山路,“福福咖啡店”其实蛮格格不入的,它用一种少见的藕粉色,与这条街的市井气相错,椅子是布面椅,靠背贴上“福福”Logo,是巴黎那些画廊或时尚艺术工作室才会选择的座椅。在咖啡馆旁边,隔着一家简朴的裁缝店,他还开了家时装工作室。这一切说明,福福在这条街上生活得很自在。
珞珈山街上的福福咖啡馆

我点了一杯Espresso,味道不错,也没有过分强烈。我们喝着咖啡,沉默地坐着,福福突然说:“你听,这儿的鸟叫声都特别大。”
“你知道花园道吗?”他问,“武汉挺好的一块地方,我之前在那儿待得多。但你知道吗?夏天,武汉最热的时候,我试过,这里比花园道整整低两度。”喜欢这里,或许还因为这里是步行街,“没有车太重要了”。步行石板路,可能也是这个法国人在他乡寻找的一点儿巴黎的感觉。在福福咖啡店的窗玻璃上,写着“唯一真正的巴黎咖啡店”,这句宣传语这么看着,是挺傲慢的。但福福又有说这话的底气,整个武汉,现在只剩下50个法国人了。
疫情前,整座城市有2000多个法国人。武汉是中国所有城市里跟法国关系相当密切的一座,比如你去武汉市中南医院,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指示牌,中文下面不是英文备注,而是法文;武汉的大学常与法国学校开展交流交换项目,法国在华投资企业在武汉也相当密集。
疫情一开始,他们陆续都走了。福福与中国姑娘王薇结婚,孩子才一岁多,当时也想,要不要把老婆孩子送走,他们不愿走,福福心想:“我在这里生活10年了,这是我自己的城市了,干吗要走。”于是成了50个留下来的法国人之一。
这个法国人在武汉10年,几乎不会讲汉语。起码我最开始上前跟他搭话的时候,他是这么表现的,跟挺多老外一样,他要是想跟中国人保持距离,就跟你摆摆手,假装听不懂。福福可听得懂着呢。比如,我正跟他聊着天,他眼神往外瞟了,我转头看,是位大爷,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装着几包中药,大爷脚下不停,“生意怎么样”,福福回,“马马虎虎”。大爷放慢一点儿脚步,给福福比了个大拇指,“噌噌噌”地走掉了。
社区
“芦老师咖啡馆”的门脸在年轻人眼里是有点落伍的,大红色,左右各写一遍,中间还用黑体英文作补充。这感觉没错,芦老师算是武汉咖啡馆的先行者。2006年,幼师芦建玲相中台北一路这间小小店面时,这里还是洗车一条街,她在这里开起“芦老师咖啡馆”之前,还仿照当年流行一时的“上岛咖啡”开过类似的店,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但芦老师咖啡馆一开出来,甚至都没亏过钱,10块钱一杯,一天能卖上百杯。那时店面只有几张桌子,人多的时候,很多人就买一杯站着喝。开店一年后,芦建玲与丈夫杨庆辉索性卖了原先较远的房子,搬到了咖啡馆身后的楼里。

疫情结束后,芦老师咖啡馆的老顾客都回来了

开到第15年,台北一路已经是另一副模样,它右侧两间门面都开了一家咖啡馆,其中“棒咖啡”是芦建玲女儿杨漪与学生大鸣开的咖啡馆小门脸,里间无座,只有一米多的吧台可以让客人沿街稍作休息,算是跟上了时下年轻人开咖啡馆的节奏。
我们到的5月中旬,棒咖啡还在试营业,这是年前租下的铺子,装修弄了一半,疫情后工人未回武汉,大鸣不得不自己动手收尾,反而收拾出一股质朴的亲切感。芦老师说,这条街这些年来来去去开过10到15家咖啡馆,都关了,坚持下来这么久的只有她一家。咖啡知识她都是自学,最拼的时候,有一回拿到一款也门的咖啡生豆,风味里有黑巧克力,怎么烘都烘不出来,晚上做梦都梦见流程,梦中惊醒,立刻爬起来记笔记。

芦老师和她丈夫杨庆辉

第三次咖啡浪潮伊始,中国的咖啡师基本是像芦建玲这样自学成才,咖啡馆该是何种模样,也经历过漫长的探索过程。“魔界”的老李告诉我,他把咖啡馆开出来的头几年,店里什么都卖。老李有一帮朋友常去,有人说,想吃蛋挞,老李就给添上;有人说,想吃面条,老李一想自己面条下得不错,也给添上。再往后,抽烟的,喝酒的,打牌的,都有了。
这样开了三年,还是没挣着钱。老李觉得憋闷,怎么店开成这个样子,还在“伺候不想伺候的人”,好好一个咖啡馆,烟味比咖啡味还大,就想把店关掉。房租到期前最后100天,老李的朋友鼓励说:“反正要关店,不如再试试,做自己喜欢的。”于是老李下决心,最后100天,只做自己开心的。2009年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老李在店里宣布,今夜咖啡免单,明天起,店里只卖咖啡。朋友们一听,这是要赶我们走啊。随后老李果然开始兢兢业业只卖咖啡,慢慢地,客人从零开始累积,店就这样逐渐坚持了下来,成为坐镇黎黄陂路最核心处的一家咖啡馆。
疫情之前,芦老师咖啡馆则一直扮演着社区活动中心的角色。
平常邻居们互相顶多在电梯里打个招呼,因为有咖啡馆,有的邻居就把这里当门房,“快递接一下”,“我老公今天没带钥匙出门,我把钥匙放在这里”,“有个朋友来取东西,放一下在店里”。最夸张的是一个住在武昌的熟客,他会打电话到店里,拜托店里去靓靓蒸虾取个号——从武昌过来刚刚好能吃上。

试营业期间的“棒咖啡”,朋友们在此相聚

在家隔离的70多天里,芦老师开始做直播,实际上,讲课也是她做惯了的,最初,由于“芦老师”这个名头,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她能教做咖啡,教上第一个学生后,十几年时间也经手了上千名学生。她有个100多人的会员群,隔离刚开始时,看到有人问,我的手冲咖啡没有滤纸了怎么办,有人问,什么都没有只有咖啡粉……芦老师就教给他们应急办法。比如说,没有滤纸,就用餐巾纸,冲破了,就再多加一层纸,总之想尽办法喝到咖啡。“每天早上10点半直播,等到结束,对我和大家来说,半天就挨过去了。”三四月份,楼里邻居实在憋不住,问芦老师能不能“非法”到店里喝杯咖啡——社区里有这样一家咖啡馆,对居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开在武昌的Paperbox咖啡馆也是家老店,武汉“解封”当天,创办人吴斌迫不及待地回到店里,虽然预想到不会有太多客人,但还是想开张。老客人得知消息后,就来充会员,吴斌劝他们先别忙,“可能马上就倒闭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解封”不久,吴斌就发现隔壁Costa关店撤离了,“熬走了Costa,星巴克还在”,客人说,“就是担心你们倒闭才来充值的”。
昙华林是武昌的一个老街区,有不少名人故居与教堂,代少彪从2013年开始在这里经营他的“边渡咖啡”,到现在累积有3000多个会员。2月底,代少彪想办法从家里搬到了咖啡店,住了下来。一个多月足不出户,他回到熟悉的烘焙机边,身心都松了一口气。他待在咖啡馆里烘豆子,制作挂耳咖啡,那个时候咖啡供给不足,来买的熟客很多,那几天卖掉了近300盒。
在咖啡馆里住着,代少彪非常自在,他说自己在店里“待得住,可以24小时都不出去”。边渡咖啡有整整三层,空间通透,在三层阳台能俯瞰周围房子的屋顶。这里种满植物,三四月份时开满各种月季,“没来得及给人看到就都谢了”。城市“解封”后,他在烘焙制作间辟出一个外带窗口,在此之前,他对周围居民的咖啡消费没有太大信心,但这个窗口启动了与社区的连接。
“边渡”主理人代少彪,疫情后开了个咖啡外卖窗口
我采访的不少咖啡师都提到,咖啡馆(未来)是要进社区的。一杯好咖啡当然是前提,对很多武汉人来说,咖啡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熟悉”。一个熟悉的空间、熟悉的口感、熟悉的人,它给人带去的是稳定的日常,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安全感。
(本文节选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23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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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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