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时代的精神向何处去?

轻话题|都市跨阶层恋爱图鉴


工业时代的精神与遗产,如何转化为今天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7月23日,以“工厂城市: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为何制造?”为主题,2020三联人文城市奖举办了第二场My City城市论坛,暨华晨宝马2019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联合艺文力研究所,特邀艺术家艾敬、作家贾行家、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CEO魏岚德博士、以及工业遗产保护专家刘伯英进行了分享与探讨。

嘉宾们分别从生活与艺术、记忆与文化、工厂与制造、工业与城市的可持续视角看到了工厂在今日生活中的价值,也希冀其可以实现转化,重新融入并拓宽我们城市生活的边界。


  

文|李明洁













工厂原有的生态消失了,工业精神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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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敬

辽宁沈阳人,艺术家,创作歌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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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沈阳市铁西区艳粉街,我的爷爷、姥姥和姥爷以及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们是铁西区里一户普通的工人家庭。

我在工厂的幼儿园里长大,爸爸经常带我到工厂车间的休息室玩耍,车间里滑动的吊车以及辛勤劳作的叔叔阿姨们青春洋溢的面庞令我非常的难忘。工厂里有食堂、医院、剧场、图书馆和幼儿园,过年过节也发一些米面油啊什么的。我小时候的练习本也是父亲拿回来废弃不用的图纸改装的。工厂曾经是我们依赖的一个集体,一个大家庭。

我的家乡沈阳——曾经被誉为共和国长子。那时候工人阶级是老大哥,是这座城市里令人羡慕的阶层。尽管日子过得紧张,但是父母也会把我送到私人老师家里学习唱歌和音乐知识。一个工人的家庭里也有梦想和期许,也因此我对祖辈和父辈怀有感恩之心。

△ 儿时的艾敬与母亲和妹妹在铁西区劳动公园内合影


之后,就像我在《我的1997》开头唱到的:“我十七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然而在与家乡阔别了几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这片曾经养育自己的土地。

2018年10月28日我的大型个人艺术展《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如期举行,那一天也是我的母亲去世三年的祭日。展览的名称来一件采用旧毛线编织的以英文字母LOVE组成的装置作品,在我母亲的带领下,参与制作完成这件作品的有54位家乡的亲朋好友,我们把亲友们编织好的LOVE组合成一件形似挂毯一样的作品,以我的母亲为原型做了一个母亲埋头编织的雕像,放在LOVE挂毯前面,挂毯在她的身后形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爱的海洋。这是一件充满了象征寓意的作品——东北大地的女性们几乎都会编织,工厂里的女工们在午休的时候一边编织一边唠着家常,这是那个年代里工厂的故事。

△ 艾敬作品 《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展览图片


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的两位策展人米歇尔·波德松以及朱青生先生都跟我提到了由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铁西区》。这部片子反映了2000年左右的铁西区产业工人的生存现状,那个时期的低迷颓废的面貌震撼着我的内心。当时我就有了一个强烈的信念,想要去展现出一个与之相反的方向,因为我的记忆里也有一个真实的、充满精神力量的铁西区

我的另外一件作品在场馆门外,是一件大型的手部雕塑作品叫做《艾的祈祷》,希望借此为家乡和亲人们发出最美好的祝愿,我特别采用了铸造的手法来完成,这也是我对产业工人及该场馆的一种致敬的方式。

△ 艾敬与其作品 《艾的祈祷》


我常常说我是工人子弟,并以此为骄傲。这不仅仅因为当年我的祖辈和父辈在工厂的体制下养育了我,更是工人们那些勤劳朴实认真敬业的精神气质影响了我。朴素乃大美,在我艺术的创作以及人生的态度上,我一直抱有一种朴素的精神,这是我作为工人子弟的最为宝贵的财富。我过往也有很多以金属为材料,以机械制造、手工锻造等手法来完成的作品,这也是我作为从老工业基地走出去的艺术家的不同之处。

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写道:“从故乡的历史中找到令自己骄傲的东西,了解并保存这些珍贵的东西,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母亲的离世是我回到铁西的源头,但是展览不仅仅为了祭奠母亲,也是把这么多年离开家乡以来,我的所闻所见,以及我在音乐、当代艺术实践上的成果展示给家乡父老,展示给世人!我希望人们能够从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启发:工厂原有的生态消失了,我们传承的精神还在,我们仍然可以持续发展和创造!我们的旧毛线可以拆洗重新编织之后转换成为艺术品走进博物馆和美术馆,我们相互之间的协作能力,完成度都还在,我们需要变换的是自己的思维,我们需要站在文化的基础上去挖掘自身的潜力,从全球的角度去看待自身的优势。

我们今天讨论的工厂已经不是百年前的工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独特的话题是因为我们对工业的历史价值的肯定,是对产业工人及工匠精神的肯定,它之所以与文化和艺术产生了紧密的关联,也是因为其创造力所呈现的是由想像力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工厂城市,什么是遗产,什么是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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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行家

作家,70年代末生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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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我们都期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但我们依靠什么来判断“正常生活”?我认为是习惯。

这就要说到两个词:遗产和遗物。容我解释一下:遗产肯定不是坏词。这是先辈积累下来的、馈赠给后代的东西,中间有感情、有文化,需要被好好地保护,继续传递下去,也可以叫传承。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

遗物是什么呢?遗物就是别人留下来的东西,和当下的生活无关,随时可以拆掉、抹去。我发现,在城市生活里,决定这个分别的,并不是真实的价值,而在于态度和行为。

我生长在哈尔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哈尔滨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或莫斯科。从建筑的角度说,哈尔滨是幸运的,那时候,欧洲、俄罗斯的建筑师、有钱的犹太人流亡过来,用对昔日荣耀的留恋之情,在这里建了很多美丽的建筑。具体做工的,是我的祖辈们。

哈尔滨有过一座纯木质教堂,远看像维京人的营地,近看是完全隼牟结构的精美建筑。这座教堂,我们叫它“喇嘛台”,很好玩的一个名字,管它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都是洋喇嘛。那时候的年轻人谈恋爱,也喜欢围着喇嘛台散步,说不清为什么,这建筑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安顿感。55年前,喇嘛台被包括我大舅在内的一批年轻人,在一天之内拆成了平地。大概也是木头的好拆吧。

我们熟悉的中央大街,最早叫中国大街。上面有很多有数的、某个建筑流派的晚期杰作,也在40年里消失了一半。虽然现在还剩下一半,但老哈尔滨人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拔掉了一颗牙,整个牙齿的咬合力就失去了一半,因为失去了一种张力关系,一种环境。

虽然我们知道,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对待城市的态度,都是这样的。因为历史在文字里,祖先在礼法中,不在建筑里。我们也知道,这种现象,突然进入工业时代,就很难避免。中国的发展模式,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让我们更来不及细想。

也可以说,判断遗产和遗物的态度,不仅仅是城市管理的知识和眼界,还有一个生活态度问题,一个感情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这样,我们考虑城市的未来,一直没有认真思索这个维度上的事情。

今天,有人问我想不想念哈尔滨,我不知道我想念的是哪一个。

这个时代之后呢,工厂即城市,工厂生活即城市生活。多数的东北城市,就是厂区、矿区,所以你看那里的地名,都是红旗、团结、奋斗,以及这些词汇导向的结果,富裕,胜利,幸福。如今,这些地名脱离了功能,开始让访问者觉得伤感了。

工厂生活和学校生活比较像。厂礼堂,厂幼儿园,厂技校,厂派出所,厂医院,有没有厂火葬场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基本上,除了气候,在这里生活,不会觉得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分别。

这是不是一种城市生活?我说不好。比如说吧,那时候,年轻人结婚,就在厂礼堂包几桌,然后按照分配情况,搬进了厂家属宿舍。这种密集和高效,好像少了点儿什么。对了,有一点很有意思,在一个时期里,也许拿的是南方的图纸,家属楼的楼梯都是半露天的,东北的单元楼楼梯不要那么通风,要的是保暖,后来才改成了苏联式大板楼。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和这里的文化、生活方式关系不大,也少了一些个人的参与和选择。

那么,这种功能明确的东西,一旦时过境迁,它们是不是就要变成遗物了呢?

也许,它们看起来是什么样,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的童年,我们的父辈在这里度过的岁月,应该获得起码的尊重。如果我们不觉得此前的人生毫无意义,就不该把这些东西都像遗物一样统统清理掉。如果统统抹去,我们会发现:自己手里只剩下了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了。

对于城市遗产的记忆,既是私人的,也是群体的。有足够的时间,有充分的世俗滋润,最普通的遗物也能变成遗产。

我的一个朋友说,这场疫情让他对整个世界大失所望,我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场传染病中,让我们看到人和人、人群和人群、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裂痕,这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能不能愈合?

我们该怎么让我们彼此,我们与生活的关系更亲近一些?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答案,都在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里。我这么说或许有点儿冒犯:希望我们未来的城市,讲一点儿人道主义,讲一点儿感情,尊重在这里过日子的普通人,给世俗一个机会。

有一个更美好的说法,据说是印第安人的谚语:世界不是我们从上一代接过来的,而是向下一代借来的。我想,我们得估量一下,该给后面的人,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危机之下,更需要社会、经济和环境平衡的可持续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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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岚德

博士,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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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六个月,世界超过一半的人经历过封城隔离。新冠疫情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心里有很多疑问:我们如何重振经济?关注重点要放在哪里?未来将会怎样?虽然我们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但是有很多教训,可供我们汲取。

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联结”。今年2月,我从德国飞回中国。在酒店自我隔离两周。离家8000公里,我惦念家人,也惦念我的两万名员工。

那么,危机来临,人最想做什么?危机来临,企业需要做什么?我认为答案都是保持联结。

疫情袭来,割断了我们的整个价值链。我们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陷于停顿,经销商网络关门停业。恢复价值链的平衡,成为了我们最大的业务挑战。但在2月17日,我们实现复工复产。目前销售形势正在反弹。能做到这些,无不得益于我们与员工、客户、合作伙伴、股东、社会等各方之间,业已形成的强劲联结。

疫情期间,我的第二点体会就是“愿景领导者”。

面对疫情,我们自问:什么才应该是我们的重点?销售,利润,还是增长?疫情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变革,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执着于更快、更大,却错过了世界的美好,社会的团结,以及我们自己。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企业家、思想家,展现远见卓识。我们认为,企业不只是以盈利为宗旨,而是有更高的追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过去十年,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我们的战略核心之一。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追求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

丘吉尔曾经讲过:“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新冠疫情教导我们,要变得更好,保持谦卑,认识到我们自己并不完美。

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交流我在疫情期间最后的一点感悟是“可持续思维,始于正念思维”。我们要进一步拓宽视野:“重新调动我们所有的感官”,“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抱有深度的好奇。”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社会恢复和振兴的基石。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更健康的城市等关键领域,将布局投资建设。华晨宝马人相信,支持中国的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不只是个正确选择,更是唯一选择。

2019年,我们在汽车行业绿色发展指数中名列第一,持续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的荣誉。今年6月,宝马与国家电网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中国新能源市场、电动车生态和数字化服务的发展,惠及更多的新能源车客户。这意味着,我们以实际行动投入了中国以5G及新能源车充电桩基础设施等为核心的“新基建”中。

在直面挑战之时,我们积极提升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承诺。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发布第七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我们决心,坚持高质量发展,塑造可持续未来。

小人物|花甲之年,父母分居两地













如今幸存的工业厂区、工业景观,正在成为城市特色和时尚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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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工业遗产保护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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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在工厂大院长大的,对工厂原来也非常陌生,让我步入工业遗产这个领域是一个偶然的城市设计竞赛,我们在成都无缝钢管厂搬迁的方案中提出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想法,当时在国内还没有这个概念。虽然我们的方案最终中标,但非常不幸,工厂并没有保下来,并且很快就被拆掉,开发成了住宅区。

工业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成就了时代的辉煌。如今大量的工业设施被视为丑陋的象征,被简单粗暴的拆除。

2006-2007年,我们先后完成了首钢、北京焦化厂工业遗产资源的调查工作, 完成了首钢厂区的城市设计和西十筒仓的改造设计,现在成为2022冬奥组委会的办公场所。因为今天我们蓦然回首,发现这些幸存的工业厂区,是如此壮观、如此震撼!工业景观正在成为被人欣赏的城市特色和时尚美学。

△ 北京首钢厂区


城市的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2013年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涉及到全国120个工业城市,《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涉及到全国262个城市,在全国672个城市中,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意味着大量城市都面临着转型发展,任务非常艰巨。

城市发展还要面对城市职能升级和用地规模减量的压力,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的发展目标越来越高,需要有更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为了避免大城市病,建设用地规模要减量,工业用地的比例要逐年递减,转做他用,大量工业设施面临着改造利用或者被拆除,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在城市的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巨大压力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工业遗产?我认为,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象征,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见证,工业活动还引发了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巨大变革,工业遗产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工业革命以后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的集聚是按照工业村、公司城镇 工业城市、到工业带逐渐发展起来的。

沈阳是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东方的鲁尔”。铁西区在工业企业搬迁中独树一帜,原因就是它走了一条再工业化的道路,进一步的强化了沈阳作为全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这样一个实力。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国开行联合发布《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特别提出:要把工业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功能提升协同发展;支持老工业城市依托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上海2010世博会让黄浦江两岸的工业区重新与城市空间相融合,徐汇滨江、杨浦滨江成为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主展场。北京每年的设计周都利用工业空间作为城市客厅,把城市最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也体现了北京利用工业文化资文化资源的一个新的做法。我觉得如果从北京开始,全国各地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来打造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有更丰富的场景和案例。当然,我们后面的任务还很艰巨。

所以我们共同期待,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业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利用。我相信,变工业锈带为生活秀带,今后的路会越走越宽,越来越精彩。













对谈/提问环节 



Q1:艾敬老师,从1999年开始当代艺术的探索,让你看到各地区、艺术家对工业遗产、工业记忆有什么不同的观念与应对吗?


艾敬:

在全世界很多个知名的博物馆都是由原来工厂的仓库、车间改装的,棉花厂、印刷厂等等。比如2015年,我在比利时的蒙斯做展览,展览的空间就曾经是血腥的屠宰场。原本的厂房早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发展,但蒙斯认为我们的工人、我们工业的发展历史,在整个文明史的发展中很有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记录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生产过程,更是包含了最重要的人的因素的,于是根据时代的发展改造了工厂。所以我们去这些场域里面,无论是看展览或者是做展览,都会感受到与任何其他空间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是在工厂长大的孩子,所以我自己的对艺术创作里边的材料就比较大胆、比较自如。铝、钢材这些金属的制造对我来说都像玩具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就看到高大的车间里各种各样的金属制造。


△ 杰夫 · 昆斯作品《气球狗(黄色)》


这也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杰夫 · 昆斯,他用金属的材料去制作装置、雕塑作品,在全世界很多公共场所展出。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叫玩具香肠狗,他用了在德国研发的非常高级的漆,据说工厂只为他做这个作品,因为它对除尘种技术的要求非常高。有了工业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支持,他才能完成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作品。让人们感叹怎么会颜色这么美,这么漂亮。通过对技术的最高的要求,做到最美,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艺术就是对完美的一个追求。


Q2:贾行家老师有着类似的对工厂的情感与记忆,你目前在北京生活、工作,那么这种记忆对你个人有持续影响吗?这种影响有普遍性吗?


贾行家:

工厂记忆对于东北很多城市的孩子来说,是一个代替地域文化的记忆。我们东北人走到哪里都觉得是一家人,连接我们的是这种工厂的生活方式。

这种工厂的回忆,在父辈他们身上那个时候有一句写在宣传口号里的话,叫“以厂为家”。我们东北宗族意识很淡,但是会说“你是哪个单位的”,这是一个强烈的感情意识。这种感觉在我们这一代孩子身上仍然是有的,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对生活的预期,比起生活在其他地方,其他地域文化里面的人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去过一次沈阳铁西区的华晨宝马工厂,在外面我遇到了一名员工,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非常骄傲地表示我们的工厂是国际一流水平。突然间,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和我们父辈那种组织化的工人不同的,新工人的形象。


Q3:汽车制造是一个依托全球产业链的行业,那么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华晨宝马如何应对疫情对于汽车制造全球化产业链的影响?华晨宝马工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又如何相应地去调整?有请华晨宝马业务发展及可持续发展部门总监Mr. Carsten Mueller-Deiters为我们解答。


Mr. Carsten Mueller – Deiters



疫情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对于华晨宝马,对全世界来讲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工厂、国家停下来,我们确实也停工了几周。作为一个汽车生产企业,我们的供应链是密切互联的,60-80%的部件是来自于我们的供应商,如果说一个部件缺失的话,这个车就造不出来,物流断了任何一环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复工复产。所以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大家通力协作,才能够去重振我们的经济,重启我们的工厂。

非常幸运的是在2月17日,我们实现复工复产,销售形势也正在反弹。能做到这些,无不得益于我们与员工、客户、合作伙伴、股东、社会等各方之间,业已形成的强劲联结。如果说我们从中也有经验可以汲取,那就是要去尊重伙伴。

那疫情是否会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造成不好的影响呢?其实正好相反,我们会加大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有三个重要部分组成,第一是产品与服务,第二是生产和价值创造,第三个是员工和社会。目前来讲我们工作开展得不错,这就是为什么魏岚德博士也强调我们的一些成功故事。在过去17年中,我们就与利益相关方、社区的发展保持很强的联结。

我们在沈阳创造了近2万个工作岗位,吸引了投资,并成为了辽宁省首屈一指的纳税大户。在工厂密切联结的本地社区中,我们建成了沈阳首家“BMW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为当地儿童提供交通安全教育。“BMW童悦之家”,从2017年以来为留守儿童,组织了快乐足球夏令营。此外,我们的铁西工厂是国家AAAA级景区,已经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游客,并携手当地艺术家和学者,共同打造了艺术工厂。

在业务经营中的可持续发展方针也是如此。我们生产阶段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降低了60%以上,沈阳生产基地的电力都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并且,我们作为整车厂要起到带头作用,把可持续的标准推行到了整个供应链。


Q4:我们还想听听刘伯英老师对工业遗产的专业应对方案,比如从首钢厂区改造与城市设计的角度出发,工业遗产中什么该拆除,什么该保留,什么该改造?应该改造成什么?


刘伯英:

面对一个停产了关闭的工厂,我们通行的办法是政府收储这块土地,把地上物全拆掉,之后搞房地产开发。

北京首钢是这种通行模式下的一个转变,一个里程碑。在规划之前,我们先做了6个专题的研究,其中有1个很重要的就是,现状资源的调查和遗产价值的评价。要先摸清家底儿,厂区里头有多少建筑,有多少设备,判断哪些是关键的。从而制定出来不同层级的保护措施与保护名录。

△ 北京首钢厂区


那么再一个对于工业遗产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就划定了工业遗产保护区,进行相应的管理。区域里的工业设施,尽可能的把它保护成原状,再进行空间的再利用。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复杂之处,还在于除了建筑的保护利用以外,也要应对很多的设施设备,比如说首钢的高炉、说焦化厂的这些焦炉,这些我们该怎么用?只是把它放在那儿,当成一个展品,打上点灯变成一个标志,还是说我们进行它的空间的再利用?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地方。如果再利用的话,是打造成博物馆吗,安全措施怎么解决,怎么去进行加固来符合今天的设计标准?都是对我们的挑战。

工厂的改造利用和其他区域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污染的处理,它在长期的工业生产中造成了对土壤、对地下水的污染。像首钢污染到地下18米,那么整个污染土壤的清除代价很高,污染去除的时间很长。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工业变成了一个资本的集聚,继而又变成了一个技术的集聚,实际上工人越来越少了,形成了和以前的《摩登时代》电影里演的完全不一样的场景。然而另一种产业,比如说互联网,满眼看上去办公室里全是人,除了电脑以外没有设备,形成了两个极端。也就是说,传统的工业变成了向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高的技术去发展了。但是制造内容的产业,新兴的互联网的产业,反而是往人员聚集的方向发展了。

同样都是工厂,一个是制造业的工厂,一个是内容文化的生产的工厂,成为了两种工厂、两个场景。互联网内容生产新型工厂场景,正在往更人性化、更家庭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在厂房里面,在办公园区就有小孩的滑梯、攀岩区这样的共享空间,这个工厂因此更像一个城市。我认为未来的工厂和生活,工厂与城市会有这样的结合与交互。

△ 现场嘉宾合影














三联人文城市奖

由《三联生活周刊》于2020年首次发起主办

即将于2020.8正式启动评选

以推动公众启蒙,激发公众参与

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

“人文城市奖”根据不同的空间尺度

下设五个子奖项

公共空间奖、建筑设计奖、社区营造奖、

生态贡献奖、城市创新奖

首届人文城市奖主题——重建联结

来思考和回应在社交隔离之后,如何回到人与人的交往和关联

MyCity 城市论坛

三联“人文城市奖”系列活动之一

结合举办城市与场所的人文特性

设置兼具学术深度与公共传播力的城市话题

邀请学者与公众参与讨论

在三联生活传媒的各大矩阵平台同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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