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不应被“全职妈妈”界定

我很想妈妈,但我不想在今天赞美她

全职妈妈意味着什么?失去自我?与社会脱节?婚变的前奏?或许全职妈妈也是一个需要我们破除刻板印象,重新认识的群体。

主笔|徐菁菁



“三年之痒”

去年母亲节的前一天,我到北京顺义福尼亚剧院参加 “国际女主人节”。这场面对国际社区妈妈们的活动主题为“全职妈妈再出发”,重头戏是两场“轻戏剧”表演,都是由全职妈妈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来到这里,我有两个好奇。一是基于一个事实: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职场妈妈生存状况报告》显示,21.7%的职场女性有做全职妈妈的未来规划。第二个好奇基于我眼前的这个全职妈妈群体的特殊性。顺义后沙峪一带是北京著名的别墅区,这里聚集的是中国最富裕的全职妈妈群体,套用剧本里的一句台词:“我还以为你们是中国最幸福的女人呢。”她们也会有普通全职母亲的辛酸和焦虑吗?
戏剧开演前,准备了一中午的全职妈妈们决定快速解决一顿午饭。Inès拒绝了伙伴们让她吃一块三明治的建议。“我出门前只敢啃两只我妈煮的鸡爪,这三明治下肚,还怎么在台上演小蛮腰?”

Inès在戏里演一个叫赵小梅的角色。赵小梅曾经梦想当畅销书作家。她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小蛮腰。和身在职场的闺蜜一起逛街买衣服,人家买五套,上班一天换一套,她想着自己做全职妈妈全年无休,跟着买了七套。可是回到家,鞋还没脱就后悔了:“我啥场合穿?难不成穿着香奈尔去买菜?”她去银行办卡,谦虚地填了“职业:家庭主妇”。柜台小姐笑了,用笔重重地划了去,改成“无业”,让她在旁边签字确认,承认她犯了错。“我们是中国最精神分裂的女人,”赵小梅有这么一句经典台词,“一面佯装幸福,一面绝望。” Inès和剧本里的赵小梅一样快人快语。台词一从她嘴里爽脆的抛出来,台下就笑作一团。

Inès的台词出自陶太之手。陶太已经做了9年的全职妈妈,正在筹划重新回到职场。初稿写得很快。“那些台词百分之七八十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生活中的原话。”剧本里,全职妈妈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迷茫:“觉得前途一片漆黑,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干嘛,要到哪儿去。”那正是陶太几年前“特别刻骨铭心”的状态。

陶太是在大女儿四岁那年回家的。父母年岁渐大,已经无法承担看护孩子的工作。陶太那时在一家媒体做编辑,为了两全工作和孩子,常常只能牺牲自己的睡眠,在深夜里“点灯熬油式的熬”。有一次,她觉得自己再也熬不下去了。“女儿犯了哮喘。凌晨四点半,我开车去医院挂号,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小马扎。我就坐在排号队伍里,敲着字编着稿子,别人往前挪一点,我也往前挪一点。”终于排到窗口,当天的号正好挂完。陶太当场嚎啕大哭。抹完眼泪,第一件事是把稿子编完,赶紧发走。
陶太原本以为辞职回家只是一段过度期,没想到这一口气就“歇了九年”。说是“歇”,其实不然。全职妈妈是一个厨娘加保姆,司机加陪练,教师加秘书的混合岗位,而且是7/24小时工作,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看不到头。
两年前《爱乐之城》上映的时候,陶太想去看场电影,死活抽不出两个小时。那时,大女儿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各种敏感。小女儿2岁,刚进入了幼儿反叛期,已会大声说,“不要不要”,一言不合,马上躺倒在地上。这个淘气的孩子一个月里创下了看医生的记录:一次是她悄悄翻出了姐姐的手工材料袋,鼻子里塞进去一颗小珠子;陶太惊魂未定,两天后又发现她磕伤了门牙;接着小人儿大哭大闹,肚子痛、
发烧、上吐下泻,不得不去看儿科急诊。陶太通常早上5点多醒来,有时夜里12点还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孩子生病的时候,更只能整宿抱着孩子坐着。“累还在其次,最难受的是,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鲜有坐下来一个人发会儿呆的功夫。”


某个周一,面对周末热闹过后乱糟糟的家,陶太又疲乏又沮丧,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我需要一个人的假期,哪怕是以小时记。”她鼓起勇气要求先生早点回来,让她去看那场《爱乐之城》。大银幕上,男主角问道:“Do you have a dream(你有梦想吗)?”黑暗中捧着爆米花,吃着哈根达斯犒劳自己的陶太觉得每一个词都敲进了自己心里。
陶太生于70年代,自言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观念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女性,一路读书求学,勤恳工作,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全职妈妈。辞职回家的事,陶太心虚地瞒了母亲多年。四年前,二胎政策还没开放,夫妻俩觉得时间不等人,决定去美国生孩子。陶太给母亲打电话,说她会在美国待半年。母亲问:那么长时间,你领导同意了么?陶太鼓起勇气,说自己辞职了,但还是隐瞒了已经辞职五年的事实。母亲言语上没说什么,但老人家不满意的气场还是从电话那头紧逼了过来。    

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个把头衔,不是高级职称就是业界的资深人士。“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除了是个妈妈,你几乎什么也不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就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谈论的那个东西我不是不感兴趣,可是我插不上话。”还有一段时间,陶太发现自己这个曾经的媒体人,成天和孩子们打交道,似乎连说话能力都退化了。“一张嘴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肤浅,这么浅薄。”


在家里,陶太也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眼前这个人,不仅是你的伴侣,他也是你的饭碗,当你知道他是你的衣食父母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结婚的时候,她向先生坦白自己没有积蓄,为了践行自力更生的独立女性价值观,她主动提出家用AA制。可做了全职妈妈,半边天变成了伸手族,她心里纠结得不得了,买件稍微贵点的衣服,心理就有满满的“负罪感”。后来她发现,周围的全职妈妈都“报虚帐”、“做假预算”。譬如买菜的预算是按照超市标准制定的,但坚持去早市买菜,只买时令菜。再譬如同学聚会AA制时,一定热情付账,刷卡买单,而后收取现金,称为“套现”。还有人会悄悄地在每月的家庭开销里扣下一笔,当然,前提是数量不至于大到引起先生注意。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维系自己的自尊心,攒下一笔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钱。有朋友告诉陶太,她的目标是攒出一笔自己的养老金,将来老了,不至于给孙子买颗糖都得问先生和孩子伸手。实在无法节流,就想办法开源,陶太常常前脚把先生孩子送出门,后脚就扑到电脑前挣点兼职码字的钱,估摸着先生快回家了,便开始小跑着扫地叠被,预备一家人的餐食,“角色转变之迅速,比电视遥控器还灵敏”。
陶太说,她观察,在中国,从一个甜蜜的全职主妇,变成一个崩溃的绝望主妇,大约需要三年。这恰好是一个孩子度过婴幼儿时期,可以交托到幼儿园的起始阶段,也是一个全职家庭内耗到弹尽粮绝的忍耐极限。“三年之痒”的原因五花八门,有些是因为家庭经济的压力,有些是厌倦了看不见尽头,完全没有奖赏的家务琐碎;有些则纯粹因为伴侣不能够认同这份付出,回家变成了失败的代名词。


曾经与现在


陶太的家庭没有顺义妈妈们那么富足,但那种个人价值感缺失的迷茫和不安全感是共有的。

香港妈妈Estella是“国际女主人节”另一场“轻戏剧”的编剧兼导演。在陶太眼里,Estella是个异类,她永远热情澎湃,活力四射,陶太剧本里写的那些悲观自怜,好像在她身上都看不见。可是Estella告诉我,接受全职妈妈这个身份,她花了很长时间。十多年前,35岁的Estella做了个决定:结婚,和丈夫移居到北京。38岁时,她速战速决生下两个孩子。休完产假,她把孩子们交给保姆,回到职场。可是圣诞节的时候,她发现孩子把小区大厅圣诞树上的圣诞球拿回了家里。“这是公共用品,怎么能这样做?”还有一次,保姆让孩子在小区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生下小孩子就可以不管了吗?我怎么能够允许我的孩子不按照我所认为的基本规范去成长?”现在看起来,回家照顾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只有Estella知道自己接受这个选择有多难。来北京以前,她在香港一家大公司做客户服务的部门经理。离职的时候,她一层楼一层楼去和同事们告别,“我好爱工作啊,舍不得,坐在别人办公室里哭,走都走不动”。回想起十年前,她还是忍不住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泪。

全职妈妈Estella认为,即使退出职场,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王旭华 摄)

Inès曾在加拿大做税务审计工作。回国后,她的公司税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职场经验重新归零。那时候,年纪逼人,要孩子是当务之急。孩子小的时候,粘在母亲身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几年之后,孩子渐渐长大,Inès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了。“说起来特别矫情,我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想买什么也买得起,可我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欠了我。幸不幸福是个精神状态,和外界条件其实没多大关系。以前小时候看哲学家要追问‘我是谁’,我只觉得好假。可是到一定的年龄,我也开始问自己:我是谁?我什么也不是!别人一到年底公司有奖金,开年会,我连个组织都没有,就是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吗?”

Inès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妈妈:孩子是别人眼里的学霸,但她甚至可以为一些小事对孩子说出“你真像猪一样”这么难听的话。
先生屡次批评她,说她把自己的坏情绪倾倒在孩子身上,Inès并不觉得。直到有一次,她被学校老师找去约谈。老师说,孩子在学校里当小组长,需要督促同学完成作业任务。老师模仿孩子催促同伴时的一言一行, Inès一下子羞愧难当:“我就像是在照镜子。”

“孩子成了我生活里最重要的寄托,我成为全职妈妈的这个选择正确与否,我是否是个成功的全职妈妈,全都由他的表现决定,他就是我的业绩,所以我在意他的一切不完美。”
Inès后来反省自己,“其实我对孩子的不满意,是我对我自己现阶段没有工作,得不到社会认可的状态的不满意。我的那些情绪不能对别人发泄,却可以对孩子发泄,因为他最弱小。事实上,每个人最终都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孩子再优秀,你也只能在某些场合臭屁一下而已,这能解决你的空虚吗?”       

让陶太振作起来的是一份零工。在最低落的时刻,一个教育公众号找到陶太,问她愿不愿写专栏,主题就是全职妈妈生活里的鸡零狗碎。写作成了陶太自我疗愈的方式,当她把烦恼记录下来,分享出去,还有了一笔小小的收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好多了。她督促自己忙里“抢”闲,咂摸生活里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乐趣。她越来越喜欢清早送孩子去上学,因为回程只有她一个人。她什么也没有干,只是顺着熟悉的路开车,绝不变道,放松地听听天气预报。她甚至试过徒步回家,路过那个黑暗的涵洞桥,看见桥底有人涂鸦示爱,五彩缤纷又寂寞无比。她说:“这些孤独的自由,都是我奋斗来的人生礼物。”

图 | 视觉中国

在顺义,全职妈妈人数众多,她们彼此扶持,有自己的圈子。社区里有很多活动,也给妈妈们提供了施展才智的平台。Estella是孩子学校家长委员会的超活跃分子,有人调侃她“屁股有针”,停不下来。别人参加家长委员会是为了孩子,她是为了自己,“我就是喜欢和人打交道,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才知道自己还能学会那么多东西。”Estella说:“我的工作多得忙不过来,只不过,以前赚钱,现在是义工。”Inès和一些妈妈组织在一起,去学校图书馆给孩子们义务上“生命教育”的读书课。每次上课之前,妈妈们凑在一起备课,从书里的故事谈到孩子,谈个人生活,“那些故事也会让你反思自己。而且你会发现大家有共同的焦虑,也就不那么焦虑了。”Inès还找时间去考了一个对外汉语教师证书。“我看世界看得更辽阔一点,我的孩子才能看得远。”

在顺义福尼亚剧场,音乐声起,Lixin说出了《全职太太九千岁》里最煽情的一段台词:

“中年全职太太好像永远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场合了。我们是谁呢?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职务,没有青春,而且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前程了。不怕你们笑话,有时我会突然冲出家门,走到地铁站,从起点坐到终点,再坐回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没人的时候,我会在地库里突然崩溃,一个人坐在车里哗哗流眼泪,我觉得我的一生都浪费了。我确定我不是神经过敏。”
第二个孩子出生前,Lixin一家从芬兰回到国内生活。在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渴望重新回到职场的Lixin就立刻着手找工作。她没想到,握有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履历,这份工作会找得如此艰辛。开始的一段时间,投出去的所有简历都石沉大海。后来,偶尔有一些机会参加面试,Lixin根本没资本和年轻人竞争:“他们可以周末上班,可以996,我得照顾孩子,我不能。”有一次她进了一家企业的终面。竞争对手是一名男青年。外籍面试官问她:你有几个孩子?Lixin心里想:在你自己的国家,你根本无权在面试里询问这样的隐私。
Lixin干过和秦明月同样的事。有一阵她放弃了找工作这件事,不愿再让挫折感践踏自己的信心。有一次,她上了一辆公交车,坐了很远,然后又坐回来。“我就是想让自己的头脑一片空白,不用去想孩子,想先生,想这个家里的一切,也不用再去想找工作。公交车里的那个时间是完全属于我的。在那个空间里,虽然周围的人很吵,但都和我无关。”          
最终,再多的拒绝和失望都无法熄灭Lixin回到职场的渴望。她去芬兰语学校兼职,也去博物馆做过志愿者。后来,她决定把履历抛开一边,抓住一切机会。她做过保险推销员。这份工作和她的性格很不搭,“但是门槛低,时间灵活,能逼着我打开自己的圈子,见不同的人,推销自己。”在辞职回家七年后,Lixin终于在一家商会找到了一份适合她的工作。“我们《全职妈妈九千岁》的海报上有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她念到,“当我们决定再出发的那一刻起,世界就已经透进了一线光。”


人生不应由“全职”定义


为什么在今天,“选事业还是选家庭”还会成为女性的两难选择?这并不是因为婚姻可能遭遇破裂,事业前程多桀坎坷,而是我们越来越渴望探求种种身份之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内核和成长空间。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弄明白“我是谁”,想知道,对“她”而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想要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有一份工作机会放在了全职妈妈包丽敏面前,“年薪诱人,比我之前的任何一份工作多得多。”但考虑了一阵,她谢绝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并非好到无需这份工作,但除了担心影响带孩子,更重要的原因是,包丽敏发现,她对这份工作的内容无法提起兴趣。“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认知世界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
孩子出生前,包丽敏在一家著名媒体担任特稿记者。那个时候,她关心的是国家大事,制度变革,根本无法理解有了孩子的朋友们一天到晚讨论孩子的吃喝拉撒。“当时的感觉就是,一养孩子,个人的自由就完全让度,完蛋了。”可没想到,孩子就像是一把钥匙,忽然打开了她心里的一个房间,而她过去甚至从没有意识到这个力量无比强大的神秘角落。
跟孩子相处这几年,包丽敏感受到了人生最大的成长。
从前做记者,包丽敏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总在呼吁平等,思考实现制度变革、改变社会观念。和孩子相处,她发现自己都是是纸上谈兵。孩子曾经执着于一件事:每天下午都要坐电梯,从一层到顶层,每一层都要按停,然后要妈妈抱着从楼上走下来。电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坐过去。一栋楼坐腻了就换一栋楼,刷遍了整个小区,持续了几个月。还有的时候,他会反反复复爬小区门口的几级台阶,弄得浑身脏兮兮的,或是蹲在大太阳底下,把小石头一粒一粒地扔到井盖的小洞里。“在这些你无法理解的乐趣面前,你的智力完全无处施展。”为了保护孩子探索的自由,包丽敏一次又一次地和巨大的烦躁感抗衡,忍住不让自己条件反射式的说出“不行”。
“平等自由,这些最后都要落实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上:你能不能侵犯别人的边界,你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边界?”包丽敏感慨,“大家势均力敌还好,而你跟你老板相处,你可能就守不住自己的界限了,和孩子也一样,他最弱小,而且他绝对依赖你,你在他面前的绝对权力比政府还大。”
包丽敏说,她的全职生涯就像大学生的gap year(间隔年):“大学读到一半,你开始迷茫了,那就什么都别管,去非洲做个志愿者,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又重新调整人生的方向,发现人生新的面向和维度。”谢绝了工作邀约之后,包丽敏开始写书,把自己养育孩子过程中的体会写下来。她不着急,一天只写几百字,把脑子里的想法反反复复推倒重来。不久前,她的第一本书已经顺利出版。

上海80后妈妈顾佩超也和我说,做全职妈妈,是她成长最快的时期。她记得自己刚刚怀孕的时候,发现有先兆流产的症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和先生商量,而是给父母打电话。“当天,我爸妈就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我家里,包办了我的衣食住行。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已经成人、结婚,但内心里还是一个依靠在父母身上的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后,顾佩超辞去了大型国企财务主管的工作,从父母手里彻底接过带孩子的重任,现在已经五年。“今天孩子突然生病了,早上我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不用着急,也不用过来,我一个人都能搞定。”


“普罗大众提起全职妈妈,都觉得我们回家就是为了带孩子;经济不独立,依附老公,没有安全感;不上班,接触的人少,易与社会脱节——总而言之,家庭容易有变故。”对于这些刻板印象,顾佩超统统不认同。当年为了带孩子,父母和小家庭住在一起,顾佩超发现一家人都不舒服:丈夫从小独立,和岳父母住在一起,总觉得不自由;父母带孩子,一方面身体辛苦,一方面精神上也很焦虑,总担心做得不对,被儿女挑剔。“我回家是为了更好的家庭生活,而非为了孩子。”父母撤出后,夫妻两人精诚合作。每天,先生送孩子上学,如果下班早,也会去接孩子放学。他每天都要抽时间陪孩子玩,不必要的应酬坚决不去。两年前,先生到北京工作,但每周五,无论多晚,他都会赶晚班机回到上海,在周末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顾佩超觉得,夫妻两的关系不是更疏远,而是更接近了。回家以后,顾佩超成了厨艺高手和缝纫高手,但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她会看自己的专业书。眼下,一份新的财务工作找到了她。“如今互联网发达,不出门即知天下事,想与社会脱节也是不易。真正容易让全职妈妈走向低谷的,只有懈怠和不进步。”

接触越多的全职妈妈,我越感到,她们的决心、力量,她们对于自我的要求,对生活可能性的追求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甚至不再愿意用“全职妈妈”这个充满刻板印象词汇去界定她们。 

许多新生代全职妈妈,在照料家务、养育孩子的同时会尝试各种兼职工作(图|视觉中国)

“我其实是半职妈妈,”Cecilia笑着对我说。四年前,第一个孩子出生,Cecilia在一家国际组织工作,产假是三个月。由于有早产迹象,Cecilia提前住院一个月,孩子两个月的时候产假就结束了。“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说不公平,对我来说也不公平,我本来就有深度参与育儿的想法,干脆辞职回家。”和许多全职妈妈家庭不一样,Cecilia的先生在高校工作,收入并不高,她才是家里赚钱的主力军。她算了算这些年攒下的钱,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开支计划。她自己陪孩子玩,给孩子做早教。她趁着美国黑色星期五打折,买好孩子一年的衣服。Cecilia算过一笔账,2014年的时候,她可以做到养孩子每个月不超过500块钱。夫妻俩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以前买草莓一人吃一斤,现在一人吃一口”。从金融白领变成全职妈妈,Cecilia练就了提着20斤菜上楼不歇一口气的功夫。最辛苦的时候,她挺着七八个月的肚子,还带着一岁半不停地要和妈妈玩的大宝。但她觉得一切辛苦都没什么可抱怨的。“既然想好了最重要的是陪伴孩子,我没有想象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有了问题解决就好。”
2017年,先生到美国当了半年访问学者。Cecilia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去了。那半年,家里的开销变大,积蓄花光了。“回到国内,孩子吃了两个月苹果,因为苹果最便宜,当时3块钱一斤。”Cecilia决定改变状况。她找到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接下了许多课题研究的任务。在美国,她学了正面管教课程,全职回家后也一直在网络上写育儿科普的文章。她找到几家育儿公众号和杂志社,要求他们给自己尽可能多的撰稿机会。“那时候夜里常常写到两三点,甚至于三四点,每天只睡5、6个小时。”后来,她开始接到一些育儿活动邀约,她就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Cecilia坚信,亲子关系中,陪伴的目标是让孩子走向独立。孩子越来越大,妈妈的生活重心应该越来越回归自我。去年,二宝上了幼儿园。Cecilia觉得,人生应该开启一个新阶段了。今天,她有了一个新身份: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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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校园性骚扰说“不”:走出黑箱的女生们

徐菁菁

写字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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