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蛮:琵琶这个乐器要说中国话

《权力的游戏》里的这些细节,只有懂政治的人才能明白

早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时,有心的吴蛮就在传统的琵琶技法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成为一名演奏家之后,她又在世界的音乐舞台上寻找琵琶的表达空间。从爵士乐、现代音乐到先锋音乐,她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也从不给自己设定边界,不断寻找与开发琵琶的现代语言,使这样一件凝结着中国文人性格的传统乐器,不再是异域色彩的象征物和点缀物,而以更深刻的方式进入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与代表其他文化的乐器对话交流,反之又赋予琵琶这样一个古老的中国乐器以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此,她被媒体称为“极少数改变了其所演奏乐器历史的演奏家”。

如今,她又把经历各种碰撞后更丰富多样的声音和思想带回到她文化根植的土地上,以琵琶为突破口,力图寻找中国传统乐器以及民族音乐的现代表达。

文|李菁

吴蛮




琵琶的前世今生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琵琶这种乐器本身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它最早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到了中国被本土化,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物。不知道如今在中亚是否还存在琵琶这种乐器?

吴蛮:
全世界的乐器无非是吹、拉、弹、打这四种,它们也都是在流动的,不是说在一个地方发明就一直固定不变。琵琶的发源地可能是在中亚一带,传到了中国以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最终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乐器。
如今中亚已没有琵琶这样的乐器,但是有琵琶的“兄弟姐妹们”,比如说中亚的乌尔都,印度的西塔尔,我们新疆的都塔尔、热瓦普,哈萨克族的冬不拉……这一类的弹拨乐器。其实中国的三弦儿,西方的鲁特琴(lute),甚至包括吉他、班卓琴(banjo),还有夏威夷的尤克里里,也都来自这一个大家族。
三联生活周刊:
提起琵琶,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一个就是敦煌壁画里飞天拿的琵琶。古琵琶和现在的琵琶,有什么区别?
吴蛮:相同点的话,曾经有过一个阶段都是五根弦——就是五弦琵琶,那是唐朝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看壁画,或者《韩熙载夜宴图》,看到有琵琶被横着抱的,也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竖着抱的。由此可以证明在唐朝时,这两种形式的琵琶都存在。
到了元、明时期,五弦琵琶在历史文献中消失不见,说明这个乐器慢慢地被淘汰了。原因是大家对四弦琵琶——也就是竖着抱的那个更感兴趣,或者那个用途更多。不过今天还能在日本看到五弦琵琶,正仓院就保留了一把真正的唐朝琵琶(注: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去年11月份他们还拿出来展示,是正仓院的镇宅之宝。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有一把明朝的琵琶。看得出来,琵琶的身体形状是一样的,但个头要小很多。很多弹拨乐器上面都有一个毛竹做的东西,弹奏时要按住,叫作“品”,英文叫frets——我们现在的“品位”就是这么来的——明朝琵琶的“品”少很多,所以音域很窄。
现在大部分流传在民间的琵琶都是清朝的。
清朝的和我们今天用的琵琶,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琵琶有21个品,上面有6个大的,我们叫“相位”,在清朝时期是4个相位,下面大概10个左右的品位而已。现在是21、23个,就往下走了,整个音域宽了很多。
其次琴弦也不一样——以前用的是丝弦,所以琵琶传统上是声音非常小的一件乐器,因为中国民乐的传统演奏场合大都是小型的、面对面的、自己娱乐性质的。后来用过尼龙弦,现在则用钢弦,音量大了很多。弹奏呢,以前是演员把指甲留长,用自己的指甲弹。后来因为琴弦变化,声音更响,自己的指甲已经吃不住那个力量了,所以后来改革,像我小时候已经是一种特殊的塑料片做的假指甲,用胶布缠上。
其实很多中国的传统乐器一直在做改革,总的趋势都是把声音放大。
比如古筝原来才12根琴弦,现在也加了很多,有24根、25根琴弦。扬琴、二胡都是,也是加大声音。这也许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审美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
琵琶留下来的传统曲目还有多少?是不是以独奏居多,很少与其他乐器合作?
吴蛮:琵琶的独奏作品,大多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比如《十面埋伏》《夕阳箫鼓》,一共不到30首。除此之外琵琶其实很多是小型作品——以前我们叫“小合奏”,现在叫“室内乐”。江南丝竹里面有琵琶、笛子、二胡,和一个小型的、敲的乐器——扬琴。琵琶也有和声,但所谓的和声,并不是很强调和声,它更强调加花、变奏,每个乐器演奏的是完全一样的旋律,但是每一个乐器有自己的特点,它会在一个音里面加不同的东西,这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即兴演奏”。
三联生活周刊:
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林石城先生。按传承来说,林老师属于“浦东派”。琵琶的演奏派别是怎么划分的,您属于哪一派?
吴蛮:那个年代因为交通不方便,交流也不便捷,所以同一首曲子——比如《十面埋伏》,这个村和那个村的人琵琶的弹法,都会有很大差异。古代的谱子,基本上就是骨干音,没有很多细节,细节是自己发挥的。比如说李村的人弹的和陈村的人弹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互相之间也没有太多来往,有时候他们会定期到什么地儿一块打打擂台,切磋,就跟以前武术一样,会交流一下。就发现,“噢你弹得速度那么快”,“你弹得很文”,“你弹得很有刚劲儿”,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我到了研究生的时候是跟林先生学的,他是浦东派,他把浦东派的各种曲目的看家本事全部教给他的学生了。其实我也学了很多不同的、其他老师的派别,最后要看自己怎么样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的风格。现在老一辈都走了,真正的有派的就很少了,如果说派的话,都是“学院派”。
学艺术,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才会真正有价值和存活下来。
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分析:你擅长哪一方面?你怎么能够被接纳?我跟4位老师学过。但最后我的毕业音乐会上,包括外系的老师、教授们参加,他们听了后说:“吴蛮,你谁都不像,像你自己。”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我学到了我想要学的东西。


寻找中国传统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起初您的“角色”是搭建起中国的传统乐器与世界的联系,后来又去陕西、山西采风,有意识地把中国的音乐介绍到世界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吴蛮:其实那个想法也是考虑了很久的。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局限于仅仅是一位“琵琶演奏家”,我更希望我是一位“音乐人”。我在西方世界发展了30年,也得到了很多西方媒体的肯定,给了很多的赞誉。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些年来,我被邀请参加很多音乐节,会看到各国的音乐家,他们的传统音乐在国际级的大音乐节上被呈现、被观众认可和喜爱。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来自巴西的、图瓦的、匈牙利的,包括欧洲那些传统的音乐——非洲的就更别说了。后来还有韩国和日本的音乐。日本的音乐——能乐也好,“gagaku”,我们叫“雅乐”,就是他们的宫廷传统的音乐——其实一直在西方被尊重;韩国的“板索里”(…………)民歌,还有一些宫廷唱法的音乐,都保存得非常好;还有印度、中亚那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音乐……但唯独缺中国的。虽然我每次去也代表中国的传统音乐,但感觉我们丢掉了很多东西。
吴蛮把华阴老腔带到卡内基音乐厅
2009年,卡内基音乐厅要办一个持续两周左右的中国艺术节,除了像郎朗的钢琴或陈其钢老师的现代音乐作品参演之外,他们还特别邀请我来策划两台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会。接到任务后,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带什么样的中国传统音乐,登上卡内基这样一个国际的音乐舞台?——此前,我们在西方舞台看到的、从中国带出去的音乐节目,除了歌舞晚会这种慰问华侨的不算,其他的要么是京剧,要么是琵琶、扬琴、二胡、笛子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可是中国那么大,有很多地方的音乐,比如北方的吹打、各种各样的道教音乐,它们是真正体现我们汉人文化的音乐,有很深厚的内涵,但是并没有被介绍到世界的舞台上。
我回国之后,找到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们,和他们交流、讨论,他们给了我一个单子,全国各地的、有特色的音乐品种,发现还真有不少被保存下来的,但是不在“主流”之列。我想我是南方人,我应该先去北方看看,然后我就先挑了皮影戏。我去了山西阳高,这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但是他们的道教音乐保存得很好,也很多,有一支演出队伍水平非常高。
然后我又去了陕西,看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老腔,老腔是陕西一带非常小的剧种,秦腔、迷糊调都要比它大。老腔其实是演皮影戏时唱的,唱腔的发展和变化都跟戏里面的故事有关。我看了老腔之后非常感动。我总是和他们说:师傅你们应该演皮影戏,那是你们的传统。
吴蛮把华阴老腔带到卡内基音乐厅
的确,那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音乐和文化,而且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因为这些都是几千年的历史传下来的。
我选了陕西的道教音乐,后来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台上做了一场道教仪式。演出的那天,鸣唱、哼唱……越敲越热闹,唢呐和笙也加入进来,然后从观众席走过去……纽约的观众都看傻眼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艺术形式,演出结束时,他们全体起立,像疯了一样地鼓掌、欢呼。
实际上,摔板凳是他们编出来的一个戏,是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后来我又把它带回到皮影戏里。我把皮影带出来,放到屏幕上。当天整个剧场都是暗的,皮影一出来,就像村里一样,100支灯光一亮,就在那儿演皮影,观众也全部沉浸在里面。很多观众跟我说回到了小时候,想起了没有电影的那个年代,他们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东西。这两场演出非常成功。我后来把广西的侗族大歌也带过去了,还有古琴,我也弹琵琶……其实也是融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两台当时是媒体报道最多的演出,票也被一抢而空。
三联生活周刊:
他们回到国内后怎么样?
吴蛮:他们回到村以后就是明星了,后来才有谭维维与他们合作华阴老腔这些事儿。后来政府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还是觉得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前年我把他们又带出去一次,在美国12个城市巡演一个月,全部都是主要的城市和主要的音乐厅,做了很多工作坊,师傅们非常开心。我记得《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虽然这几年中国的艺术、娱乐业在美国也不少,这些林肯中心也有,但是真正来自乡间农村的艺术、这样一种民间的音乐传统,这是第一次。我当然很自豪。其实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如果说我在西方有能力的话,我很希望能够把中国各地真正好的东西介绍给西方。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音乐生涯中得了很多荣誉,比如你的专辑六获格莱美提名;2010年获“美国艺术家”大奖;2013年获美国“年度演奏家”荣誉。对您来说,哪一个奖最重要?
吴蛮:我更看重2013年的“年度演奏家”奖。为什么呢?它只设有5个奖项:年度音乐家——大部分是指挥;年度歌唱家——出自歌剧;年度作曲家、年度音乐教育家、年度演奏家。这个奖项设立近100年,之前几乎全部都颁给西方古典音乐界,没有给过世界音乐的音乐家,而我是第一位。我是古典音乐之外的,或者说非古典音乐——所谓古典音乐就是大提琴、小提琴、钢琴——第一位获奖演奏家。所以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得了这个奖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弄错了吧?”怎么会给我?因为通常获奖者都是古典音乐界的。我去领奖时,负责人发言说:“其实我们跟踪吴蛮很久了……”而《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她改变了我们古典音乐界,改变了我们交响乐音乐界——因为我对很多协奏曲的创新。这个贡献是打破了人们对中国音乐、中国乐器的一个固定思维,好像觉得好奇就完了,新鲜新鲜,“哦这个乐器就是异国情调”那样就完了。
吴蛮与中亚音乐家一起演出后合影
三联生活周刊:在大家的印象中,琵琶是“小家碧玉”型的,您跟现代音乐的参与和互动增多了之后,它的演奏方式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有没有批评说你的演奏颠覆了所谓的传统技法?
吴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目前暂时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是希望有多种路的,而且现在我觉得走所谓现代的人更多一些,回到传统的反而少。
我记得1996年,我第一次跟Kronos弦乐四重奏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奏了一场,包括谭盾的《鬼戏》。我记得那一场北京音乐厅全都满了,还有人站着,音乐界的很多人士都来了,听说还有崔健。因为Kronos在国际上非常有名,专门演先锋的现代音乐,开创了“弦乐四重奏”这样一种西方古典的形式,走向了世界音乐和现代音乐。我记得演完以后,我问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笑着说,还是上海口音,“吾蛮欢喜个”。虽然他也觉得有点不熟悉,但是他喜欢这样的探索,觉得是一种新颖的形式。
与此同时,一些年轻的学生都觉得,“哎呀,吴老师真酷!”他们一下子觉得,噢!还有这样的一条路,音乐还可以这样做,或者说琵琶还可以这样演奏,可以用在这样的音乐里面。如果今天我再演《鬼戏》的话,不一定会再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大家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不觉得它有多新鲜了。
任何东西不可能停滞不前,它肯定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不同的变化。
琵琶这个乐器慢慢地在演变,其实包括小提琴、钢琴这些西洋乐器也一样,一定也是在演化。在这演化中,怎么样能保持它原有的语言特色——它要说中国话,说本身乐器适合的一种语言,这个我是一直在寻找的。
三联生活周刊:
之前您对“中国音乐国际化”发表过一些看法,您说目前国内演奏有一些潮流,古琴、古筝往西方乐器的竖琴上靠近,二胡则往小提琴上靠,实际上是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一方面要说国际化,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这个尺度和平衡点在哪里?
吴蛮:这其实并不冲突。你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国际化,要不就不叫国际化了。现在很多人把这个道理理解反了。比如说印度音乐,你一听就是印度音乐,西塔尔的声音一出来,你不会说它是吉他吧,日本的三味弦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日本的东西……正因为有它自己的特色才是国际的。你去模仿就没有任何价值,你丢掉了自己,你也不是别人,人家也不会承认你。
三联生活周刊:
您走了这么多路,在职业上也取得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为什么还要选择再回到中国文化本身上面来?您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吴蛮:按理说,我现在职业到了一定的层面,儿子大学毕业也独立了,我也不需要操心,应该和家人一起休假,到全世界走走。但是我内心还有一种声音。这两年我经常回国,很多人跟我说国内的民乐市场不好,没有观众基础,现在年轻一代都学西洋乐器……我听了就觉得不太甘心。
前几年回来,我就说,我不走一线,我要走二、三线城市,看看到底观众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比如我到唐山、潍坊这种城市去演出,有时候观众只有六成,或者在底下边看边说话,但是我不怕,我有我的方法来跟观众交流。剧院的人说:以往的演出基本上一半都会走掉的,你这场演出观众都没走。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很多人看完演出之后会跟我讲:吴老师,我没有见过这么高级的民乐音乐会。我听了也很感动。
我走过了那一趟以后,我就觉得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讲:我要回来,我要把我的经验,分享出去。2018年5月,我跟大剧院合作了一台音乐会,琵琶和吹打,吹管乐,整场都是即兴演奏,很多业界的人都来了,他们给我留言:我们太应该有这样的音乐会。虽然这几年我在国外开辟了很多个“第一”,但其实我现在回国很多也是第一次:第一次在大剧院做了一场全是即兴的演奏会;7月份做了一场带流行色彩的音乐会。大剧院本来不允许插电,我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做了第一场插电的流行音乐,吉他、贝斯、架子鼓、琵琶,一起合作,做了一场这样的尝试。我其实很想表达的是,音乐的呈现方法有很多种,传统的乐器也有很多的传统方法,像即兴演奏。
我在国外听过来自全世界的音乐,无论是拉弦乐还是类似于中国古筝的那种声音,最重要的一点是都保留自己的特点,所以我很希望听中国的声音。但很遗憾,现在许多民乐的演奏是往和弦、和声、钢琴的方向去靠。比如二胡去拉小提琴协奏曲,拉得高、拉得快,我有时候会放一些给西方朋友听,他们的反应是:“啊?这是中国乐器?”我说是。他们说:“很好,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干吗要听二胡拉勃拉姆斯或者什么的?我干吗不听小提琴原来的?我想听二胡原本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也让我思考未来。
我回国的另一个想法,也是想根据自己的理念,尽量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想法,打开一下思路;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他们现在都是学校里面的学子们,未来可能成为职业演奏家,我想把我的经历和经验介绍给他们,看看他们能否像我小时候那样,去思考很多问题,有一些发明创造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
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对“吴蛮”这个名字感兴趣,感觉也契合了您的人生的这条道路,就是特别有生命力、不屈服的这种感觉。
吴蛮:全中国用“蛮”当名字的人肯定不多,特别是女孩子。60年代出生的人,女孩子大多是“玲”“红”“梅”什么的,男孩都是“建国”“建军”什么的。我父母的想法比较特别,觉得女孩子应该要坚强一些,说干脆来个“野”的,就是“蛮”,好存活,可以活得坚强一些。另外,我爸是画家,他喜欢古诗词,有个曲牌叫《菩萨蛮》,“菩萨蛮”就是西域能歌善舞的美女,就是飞天,所以就给我取了“蛮”这个名。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姓吴,wu是一个否定的发音,所以就不蛮,“无蛮”。
到了国外生活之后,我的名字引起的笑话太多了。有一次我在音乐厅碰到一位作曲家,我们握手之后进行自我介绍。我说:I’m Wu Man.他一下子愣住了,然后说,Excuse me?我又说,I’m Wu Man.他很客气地回答:Yes,I know you are woman.但是,What’s your name?
我也没有改什么英文名字。这个名字也好,中文里面也好记,一看这个字大家都能记住你。最初很多人给我想过英文名字,从“蛮”M的音想起,什么Margaret,又是Mary……都不像我,我什么都不想要。然后就还是Wu Man吧,最后“吴蛮”大家都记住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28期,录音整理:祝烨临、卢溢文)


作者档案




李菁

2001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任记者,目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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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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