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被资本追着写作?我不愿意

钟美美传递的是负能量吗?

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或电视剧。虽然12岁那年就被抛入“社会”这所大学,但早期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以及军人生涯形成的自律、严谨与韧性,都一部部细腻丰富,又交织着厚重历史感的“严氏作品”的“生产密码”。但与此同时,她也拒绝被定义,拒绝被标签;她也坦言不喜欢被资本追逐而写作的感觉,“我只想保持一种纯粹的写作心态”。

记者|李菁 

李菁采访严歌苓
我的“社会大学” 

三联生活周刊:你12岁就离开学校进入文工团,等于一下子被抛到社会,并没有受过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正规教育。那正规教育的这一段是怎么补上的?

严歌苓:
12岁当兵实际上是一个早上学的经历。了解人性的东西,越早越好,特别小孩子,因为他们的直觉特别好:要想在成人的环境里活下来,得把你身上所有的“雷达”都打开。我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我总是在暗暗地观察人、琢磨人。我得琢磨那些“大人”——虽然今天想起来,他们当年也才20出头,要不琢磨他们,我就要倒霉、就要挨批评。
我的正规教育是中断了,但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我们上学时都是“文革”开始,后来学校都关门了,也没什么书可读。我爸爸(注:严敦勋,作家萧马)有一个很好的、非常全的图书馆。我爷爷给他留下了很多线装书,比如说《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等等。我记得家里那套线装的《西厢记》特别大,一个大盒子打开以后,一边是图,一边是文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图有点色情,我就津津有味地看,所以很早就对情感、爱情、对性有了了解。我妈妈上班,我爸爸靠边站,他也不管我。后来我妈发现我在看德莱塞的《嘉莉妹妹》,还看《珍妮姑娘》,就说:“小姑娘看这些书很不好。”我爸说,“让她随便看吧,反正也没事干”。
三联生活周刊:家庭环境对你的作家之路有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
我妈妈年轻时是一位话剧演员。我从小的记忆就是她抱着我,朗诵大段大段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台词。长大后,她又有意识地跟我讲那些罗马神话、希腊神话,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宙斯、雅典娜等等。虽然听她读的时候,我也似懂非懂,但那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我进入了很早期的教育。
我爸爸则在那时候特别有意识地培养我读唐诗宋词。我刚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读唐诗,像《琵琶行》《长恨歌》,我后来都统统都背下来,还自个儿画连环画。
我爸把我过去画的很多连环画都保存起来,他特别欣赏我画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一个女的夜里醒来了,有个黄鹂在那,然后她拿起一只鞋子去打……4句话我画了4幅图。我爸爸就觉得我懂了那故事,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孩子,很有形象思维。但是阴差阳错,不晓得怎么到“文革”当中就去跳舞了,我爸很痛心。
《芳华》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那后来又是怎么回到父亲期待的写作之路上的?
严歌苓:
在文工团待了几年之后,我强烈感觉到:作为一个想表达的人,跳舞真的是不能让我感觉满足、表达不出来我的感受,所以我就开始写。起初是写歌词、写墙报、舞蹈大纲……大家觉得我是能写的人。20岁那年我报名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没有到前线,但是在后方野战医院里,看到很多受伤的战士……我内心非常难过,也非常受触动,战争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个青春生命的付出,所以我写了很多文章。后来发现不仅是能写,而且能拿笔来做职业。我爸爸后来还挺高兴:这跳舞的8年,原来并没有中断我的读书之路,相反,把我以前的经历都连起来了。
《芳华》剧照

写作,也把我舞蹈生涯中上西藏、上彝族大凉山演出的经历,早期对不同文化语言的兴趣和敏感都激发出来了。
我中断了“读万卷书”之后,走了“万里路”。上帝冥冥之中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作家,战争的经历使我一下子从跳舞当中彻底出来,成了一个年轻的作家,然后就写了电影剧本。
那个年代,在《收获》上发作品是非常难的。而我22岁就把作品发表在《收获》上、当年电影就进入拍摄,很多人都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那一年我连获了成都军区两个三等功——第一个是因为上前线,第二个是回来之后写了那么多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8年跳舞的经历使你的文学路好像暂时中断了,但回过头来,这段像运动员的训练,给您的意志力和韧性是特别好的锻炼。
严歌苓:
这8年经历给我很好的纪律的养成,而这种自律让我受益一辈子。
军队里面从早到晚都是节目排得满满的,所以即便是我自己一个人生活,我也非常有规划,每天安排好几点到几点做什么。我写作不是说写多少个字,我写作是到几点我就停了,然后去锻炼,读一两个小时的书,虽然每天都好像非常呆板,但也非常充实。能吃了跳舞这种苦的话,没什么苦算苦了。
严歌苓谈《芳华》
三联生活周刊:看《芳华》小说能感觉出来,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大家都是吃青春饭的,彼此之间也有那种明争暗斗。你在那个群体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严歌苓: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爸爸当时工资停发,去农村劳动,修水库,好像总是修不完。在群体里我给大家的感觉很聪明,也很刻苦,不怎么声响,说话慢条斯理的。但同时又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一个小孩读过那么多书,有时候讲话,跟他们开玩笑,他们觉得受伤害。记得我讲我们的副班长是“耐寒作物”,我们的提琴手牙齿有牙缝,一唱歌就露出来,我说“西班牙女歌手”,把他们给气的……还有一个人,我说他长得像长筒袜子,还有谁脸上有几个浅的麻子,我说,在你脸上像“下弹子跳棋”……小孩子形象思维特别活跃,有时候一张嘴就把人给气坏了,说这小东西怎么那么损,那时我就这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学会了什么样的生存哲学?
严歌苓:
少开口,少说。我就写日记,记很多日记,后来发现日记老被人偷看,就开始记那种让人读的日记,就是假的日记。反正我的结论是,你本质再好没有用,舞跳得再好也没有用。你就是多做份外的事,比如帮炊事班切土豆丝什么的,证明你特别重视思想改造。
《芳华》剧照
我们每天早上6:00出操,之后大家就要打扫院子,打扫厕所。笤帚肯定比人少,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把的,所以大家前一天晚上都把笤帚藏好,不能让别人拿走,不然自己就没法表现了。厕所一天到晚冲,冲得溜光,还帮炊事班喂猪。我每天4:30起来练功,你跳领舞,练功特积极,那都不会特别受表扬,但是你要干很多脏的、臭的活,就会被表扬,表扬积累多了,那就是政治资本。这段经历,像《芳华》里面都写了不少,《灰舞鞋》里也写了很多。
写作是一种享受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很多人带着梦想闯荡美国,无论是学文学、学艺术还是学绘画,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更寥寥无几。对你来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学才能以及写作这条路?

严歌苓:
因为我在1992年就得了奖——当时在海外得奖的奖金相当高,一个短篇小说是3000美金。一得奖,各种宣传都来了,出书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1992年得了《少女小渔》的奖,李安来买版权;紧接着1993年我一年得了三个文学奖,1994年得了一个奖,1995年的《扶桑》得了长篇小说奖。一个长篇小说奖是2万美金,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在美国跟一个会计的薪水差不多。所以我先生建议说:你为什么想去教书之类的?你就好好写,反正我可以养家。我就专心专意地写了那么多年,也有不少书拿了奖。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大陆一些杂志在“偷”我的作品发表,不联系我,不跟我签版权协议,也不给我稿费。我后来想既然总被盗发,还不如我自己来主动投稿,后来我就开始主动在大陆投稿。2005年我写的《第九个寡妇》是我第一次在大陆主动投稿,一出版就卖掉了20万册。这个时候我开始重视大陆的市场。陈凯歌导演看完《第九个寡妇》在纽约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想约你写,编剧来编,我们共同合作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合写了《梅兰芳》这个剧本。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看报道说,为了写《陆犯焉识》,你会到青海实地去看。现场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有很多作家就等于待在书斋里,靠着自己想象的场景在推进。
严歌苓:
很多人现在写作靠百度,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感性,要在那泡,泡到有一个感觉了,才能开始写。比如小姨多鹤,我一直不敢写日本人,跟日本人太隔膜了。我们似乎是一种同宗的文化,但这是一个误区。你跟他们一接触,你就发现他们比西方人还难懂,还不同。所以我就去日本冲绳岛一次,去了日本的山区小村子里住两次,你不花这个功夫不会有那种感觉。有一天,突然多鹤在我脑子里似乎有了一点气息,活了。它是一个好故事。但是有了好故事不行,你写不出神韵来的。
《小姨多鹤》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我当年也去过黑龙江方正县采访过开拓团的历史,他们也讲了很多遗孤的故事。我就想你怎么会关注到这段历史,其实是挺偏的一个点。
严歌苓:
我听了真实的故事说这个人被土匪抢了,日本女孩被拍卖,用很便宜的价钱让村民买回去。我听了这个故事就觉得有战后的伤痛。这样的故事属于两国的人,属于全世界的女人。这是一个长期的治愈过程,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我找到一个生活在日本多年的朋友,问他能不能帮我去看这个故事,能不能找到一些背景。他帮我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才发现另一半的故事。他们怎么来中国的,怎么逃亡的,怎么会被分别卖给中国人或者被中国人领养的……很多故事,所以我觉得全啦,故事的这一半和那一半我都有了,但是还不够,你没有办法写日本人。那就到日本去生活!
仔细想起来这是很不“划算”的。在日本请翻译、生活的费用很高。但是另外一个翻译他是个朋友,他不需要我的钱,这个翻译我永远不会忘他,没有他就没有《小姨多鹤》。所以应该感谢他们。我也忘了在小说前面写上感谢他们的话,等到出日语版的时候会写的。
《小姨多鹤》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一个宏大历史下面被压制、被伤害的女性是你永远关注、牵动的人物吗?您其实一直在写女性,最近女性主义这个话题比较火热,很多人又把您的作品跟女性主义关联起来做研究。有的人认为您一直在坚持一个女性主义的立场,还有的人认为其实您对女性主义的表达还不够彻底,或者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可能还不够先锋,对这些争论您怎么看?
严歌苓:
我不是女性主义作家,我不过是写女人故事的一个。我认为《陆犯焉识》是我一辈子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中期、早期、晚期都有我的代表作,但是《陆犯焉识》是一个代表,也是我最喜欢的,它是写男性的,主人公是男性,写的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困境。
我最近写了两个中篇小说,都是十几万字左右的,都是写男的。一个是在川藏线上的兵站。兵站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和场景,我写一群战士和一只熊的故事。我就是想告诉人们,别这么窄的、刻板定义我的任何写作,我的写作千变万化。
《归来》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标题说“被李安改编的女人”,仔细一看其实是说您的故事,指的是李安购买了你小说的版权,改变了你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标题取的也是对的。
严歌苓:
对,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你想在留学初期能得到一大笔版权费,又得到一大笔编剧费,这让我自信。他无意中改变了我的命运。
三联生活周刊:陈冲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和事业上的伙伴,对吧?你们俩因为境遇也比较像,都是早期到美国去闯荡。
严歌苓:
陈冲很早的时候就是在我爸爸这儿做小朋友的。因为都喜欢画画,他的哥哥陈川跟我爸爸很熟悉。我爸爸当时一天晚上住在锦江饭店,跟人家说写剧本你别付给我稿费,付宾馆钱就行了,所以这些朋友都是他的座上客。陈冲那个时候来玩就认识了,所以是少年的朋友。
我们所有的事业和生活、玩耍都混在一起。她很早就是好莱坞的奥斯卡评委,看电影的机会很多,一到10月份她就领着我到处看电影。应该说,我对好莱坞冷僻的电影,例如艺术电影,都是从陈冲那得到了观赏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也还在继续合作吗?
严歌苓:
跟陈冲正在继续合作,我希望下面一个作品可以让她来拍。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是被编辑和出版社追着写,后来被导演追着写,现在等于是被资本追着,这种关系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心态?
严歌苓:
会受影响的,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所以我常常待在柏林不回来,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我不愿意被什么东西追着。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私密、非常自在的一个状态。被什么东西一追,它就会潜移默化地对你产生影响,你是意识不到,你在被这种东西腐蚀。所以我跟资本签了合同,我又花了很多钱解约,还是想保持一种纯粹,而且是自由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你平时的生活是什么节奏?
严歌苓:
我每天写5个小时。我有很多好题材要写。对我来说,真正挑战我的,是把这个题材吃透,能够真正的理解——你写的这些人物故事,你要活在他们当中,至少你写出来是有神、有韵,能立得住、落地,这些东西很难,不是有个好故事你都能写的。写作对我来说是快乐,是一个high。我现在还很享受这种状态,也并不觉得是一种负担。等到了感觉是负担的那一天我肯定就不写了。我现在出书数量也够了,我的钱也够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更在意您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外界有些人,比如说希望你变成一个“大”作家,去争取一些严肃的文学奖之类的……
《归来》剧照


严歌苓:
我觉得这都很可笑。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少很棒的作家没得奖?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这一大帮好得不得了,他们的作品我们真正在读,真正是我们的里程碑。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对一些外界声音,比如说文章深度不够、力度不够,你也不太在意?
严歌苓:
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吗!我很少去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对自己总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希望自己能写到一直写不动那天吗?
严歌苓:
对,写作对我来说是快乐的,因为现在还很享受这种状态。
 (整理:实习记者 胡艺玮 杜昶德)


作者档案




李菁

2001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任记者,目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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