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作诗2000首的“天才少女”,早就远离了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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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远离了诗,远离了发现,在隐秘的角落里,他们张口说着大人的话,唱着大人的歌,按照大人为他们制定的路径,一天造出上千首诗。
文 | 艾江涛

不知从何时起,诗歌更多作为一种事件,受到人们的关注。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在常熟采访一位评弹名家,他不经意间谈起:在饭馆里唱,评弹已经很落寞了。走出饭馆,作为一种谈资,诗歌还是很热闹。
是的,我要提到的正是前几天上了热搜的一则新闻:一个16岁的女孩,声称可以一天“写300首词牌,写2000首诗,15000字小说”。在媒体随后的采访中,女孩表示是在一个不愿透露名字的学校组织的挑战赛中,完成了八个半小时写100首诗的任务,在此后的一次大考中,她又完成了24小时写2000首的挑战。她的父亲岑岷峨,坦言“没有在说词有多精湛多么好,他们是以灵感即兴发挥的,可能不加修饰,就是以电脑打字的方式,谁能打字更快一点。”


那么,写了些什么呢?有人从网上找来一首《居思安》:“瘟疫袭袭民思忧,南山行行民泰然。居府安定心沉定,切莫游荡是非地。”读完这首诗的直感,这活不是应该在十多年前就被作诗机干了吗?前两年,微软开发的机器人小冰,不早就可以可以写成千上万首据说真假难辨的新诗了吗?为什么这样的行为艺术,还能在今天以成功学的面目被堂而皇之地介绍,网友评论:“我与阁下无冤无仇,阁下为何拿我当傻子?”

这当然与诗歌无关。更多引起我兴味的是,今年北京语文高考卷微写作中出现的诗歌选项:为疫情期间的快递小哥,写一首诗。据说,这个题目受到不少人拍手叫好,对诗歌抱有热情的人,还在网上纷纷写下同题诗。这让我想到:为何在科举取仕的当年,诗歌可以堂皇地进入考卷,并大大促进了有唐一代的诗歌繁荣,而在今天的高考中,诗歌写作成为多年来的规避动作:“诗歌之外,题材不限”?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剧照

随念想到的答案是,新诗大约和古诗很不同吧。
作为一种从题材到意蕴的类型化写作,与新诗相比,古诗大约是更容易把握与衡量的功能性写作。诗人西川在谈到唐诗时,便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在大诗人背后更为广阔的写作现场:为启发诗思,快速写出诗歌,古人需要借助参考书。这正是日本学问僧空海法师在《文镜秘府论》中所讲:“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此外,还有不少如《增补诗学金粉》这样的书,西川曾在一个纪录片中有过专门介绍:“这本书里面把夏天怎么写,秋天怎么写,把那些词全给你列出来。比如上面是两个字的,夏夜,昨夜,宵夜,夜色,午夜,下面是三个字的,比如月满池,你就可以说‘夏夜月满池’,你不会写诗,也能编出来了。”
其实,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也确乎从授业恩师那拿到一本《写作辞林》的书,大约算是《增补诗学金粉》的余绪吧,分门别类地列举各个题材中的词汇、精彩描绘,比如谈到雨:“大雨,豪雨,秋雨绵绵,倾盆大雨,如箭头一样射向地面的雨……”只是,这样的书大约还是用来增补词汇,敷衍成文,对现代诗仍是无法可想。
后来读中文系研究生,一个老师曾说,与古诗相比,新诗没有了跳跃的撑杆。我想那撑杆大约是规整的字数、格律、套子,这便是自由的困境了。现代诗人废名曾这样比较二者的区别:“旧诗是诗的文字、散文的内容,新诗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我以为这是极精辟的发言,没有一团诗的情绪和内容,何苦与诗歌两两为难呢?

回到上面的问题,除了古诗与新诗的差别,高考长期以来将诗歌拒斥在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当年以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来以专业第一名成绩保研,毕业后更长期负责学而思、豆神教育等知名培训机构中高考语文教学的名师刘纯。他的回答是:“高考作文考查的是基本的行文能力,作文本身不应被视为文学作品,所以从文学作品的高度要求作文,本身就是偏离了航道。诗歌又是文学范畴内最先锋的,最模糊不定的,标准最难统一的,要是一概鼓励写诗,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作文水平有限的考生,最后都为了高考,孤注一掷,兵行险着,我个人不觉得对于诗歌是好事,诗歌被糟蹋的可能性更大。”

《死亡诗社》剧照

从2014年便开始尝试诗歌选项的北京高考微写作,在全国高考范畴中无疑是个异类,据刘纯观察,真正选写诗歌的考生依然是少数,原因很简单:“诗歌选项是在分值不大的情况下,对考生进行的一种鼓励,但因为标准的模糊不透明,求稳的考生哪怕具备一定的诗歌写作能力,也未必会选择诗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理想,赌上自己的前程,高考结束以后,只要想写,有的是地方可以写,可以发。”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其实我更想谈论的话题是,诗歌的教育,尤其是现代诗的教育。记得,有一次和诗人翟永明聊天,她便谈到人们对新诗的隔膜,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诗教育的缺失。“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比起古诗的浸润式教育,新诗似乎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案。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差不多十年前,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和洪子诚老师,带着“诗歌伴你一生”的毕生诗歌阅读计划,组织一批年轻学人,一起编写了一套从幼儿直至老年、涵盖中外现代诗和古诗的诗歌读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担任高中卷中现代诗部分的编者,据他介绍,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功能和定位,“我这本前面是西渡编写的‘初中卷’,主要从诗歌主题、题材的角度选择诗歌作品;我这本‘高中卷’着眼于诗歌内部(形式、结构、层次、音韵等)选取作品,让读者从中了解诗歌的文体特征;后面一本是姜涛编写的‘大学卷’,将眼光扩展到诗歌外部,所选的诗歌让读者理解诗歌与历史、现实等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情热之后的行动。在那个学习写作的年月,我曾不断翻阅这套书的大学卷,渴望从一首诗,到另外一首诗的发生。然而,一份隐秘的热情,始终像没笼头的马,这些读本也不过是一份暗示着若干写作秘密的路牌而已。

《诗》剧照

新诗教育在中小学(及大学)教育中却始终是一个问题。面对我的提问,张桃洲将新诗教育的难点总结为:

“1.新诗这种文体本身,现代以降诗歌逐渐从‘蛊惑的’(柏拉图)变成了一种叛逆的、桀骜不驯的文体,其’陌生化’、歧义丛生、晦涩、形式不确定等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也让程式化、大一统的教育(者)颇为棘手,因而大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2.公众或社会整体对诗歌(诗人)在认知上的偏误,这主要指对诗歌(诗人)身份的预设或偏见,比如一个快递小哥写诗成了新闻,为什么快递小哥不能写诗?这之所以成为新闻,大概是因为在‘快递小哥’和‘写诗’之间有一个‘落差’,似乎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写诗是正常的、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写诗就是‘不正常’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职业诗人’(专事写诗或靠写诗养家糊口的人),各种各样身份的人都在或都能写诗,隐含于整个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知识、精神的固化认知(等级观念),严重干扰了对写诗这一知识(精神)活动之于普通人的意义的认知;

3,新诗的接受系统出现了偏差,即便在一些专业批评者那里,人云亦云、信口开河者居多,难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4.当然,从大的层面来说,是教育理念和方式的问题,对创造性的贬抑、对‘异端’的排斥、对标准答案的强求等,都阻碍着新诗教育的良性展开。此外,新诗教育的难处更多是实践方面的,比如人们难以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讲授新诗的方式和方法。”

我赞同他上面提及的所有分析,但也时常会想一个问题: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为什么要读诗呢?或者说,诗歌与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钱理群老师在那套诗歌读本的总序中,曾引用一位中学老师的话:“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段诗意盎然的岁月,那是多愁善感、混沌初开的青春期,迷茫执著的深情,敏感纤细的心灵,仿佛只有诗歌才能诉说满腹的心思,书写对生活的最初的感应,因而,每个年轻人天生地就是诗人。”

作为一个七岁孩童的父亲,我愿就自己的实在感受,更进一步说,儿童的思维本质上更近于诗的思维,无功利,无成见,永远保持着好奇,打量进入眼帘的新鲜事物,打量新鲜的每一天。我始终记得,孩子趴在妈妈的背上,忽然说出“风是一片白”,“板凳没有睡着,它在等着明天,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呢。我要进楼去了,晚安,外面的树和小草”时的悸动。
他们发现,他们发表,他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不断提到:天才,就是能够不断回到童年,只是,他们更偏于创作。

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远离了诗,远离了发现,在隐秘的角落里,他们张口说着大人的话,唱着大人的歌,按照大人为他们制定的路径,一天造出上千首诗。

少年,你一天能写多少首诗?我愿意你一首都没有写下。我只愿意你能偶尔地抽身一下,就像我们在写作乏累的时候,打个盹,抽袋烟,注视到身边绿色植物上的纹理,想到无尽的远方,无尽的人群,想到一棵麦子和稗草的区别,就像你第一次见到他们一样。更强力一些的灵魂,能在无望的颓败与晦暗中,发现真正深沉的诗意。写或者不写,又有什么关系?

?小人物 | 40年前武汉汛期,有位少年渡我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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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江涛

面对一切简单,我均觉不配。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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